本报记者 崔吕萍

信息、数字技术的出现，把原先我们认为不可贸易的服务，变成了可贸易、可触达且成本并未太高的产业。而在数字世界中，我们也很难界定服务的具体位置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全球就是一个市场，只有那些一开始定位为全球市场的服务贸易企业，才有机会笑到最后。

“中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参与了制造业全球化分工，并借势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在当前，以人工智能、平台经济、虚拟现实、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降低接触成本，使服务业全球化分工成为可能。”谈及这一话题，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仲泽宇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服务贸易进一步“走出去”，有四大机遇。

第一是数字技术产业化。在仲泽宇看来，无论是承担更多货物贸易角色的跨境电商，还是催生其他新业态的数字经济，首先必须依靠云、网、大数据、终端、传感器等组成的网络基础设施，或理解成数字技术本身产业化。

“我国数字基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存储大数据的数据中心来看，我国境内数据中心在全球中的比例仅占2%，全球95%的大数据依靠海底光缆传输，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年的报告中显示，中国海底光缆从总量上来看，美国是中国的8倍，从人均来看，新加坡是中国262倍。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产业化，2020年中国已高达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仲泽宇称。

第二是数字产业智慧、服务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来赋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赋能，使传统产业增长达到23万亿元。“进一步延伸我们发现：一方面通过大数字智慧化决策和解放劳动力，所涉及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组成的深度学习产业生态链，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而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普及和技术进一步提升我们现在物理空间大部分产业，几乎可以在数字空间上重做一次，想象丰富地说，现在世界经济总量可以翻一番。”仲泽宇表示。

第三是多边双边区域合作、中国服务大有作为。“当前，数字经济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可以说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在某些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几乎处在同一梯队，大多数领域我们又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接近。可以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可以一手协同发达国家前沿研究，一手协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科技红利，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仲泽宇认为，未来在多边双边区域合作中，中国可以从数据经济的从标准、规则到产业化和缩小各国发展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是培育中国服务独有竞争优势领域。中国已连续7年保持服务贸易总量全球第二大国地位。同时在仲泽宇看来，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行业优势，比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明中断过的国家，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的“璀璨明珠”。深入挖掘中国独有和已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比如跨境电商、高铁、工程技术等，都可以进一步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国际竞争力，强化标准、规则等知识产权建设，促进行业公共平台与产业链上专业的中小企业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