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艳红

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因而，打拐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每一起与之相关的事件，都会成为大家热议话题。前段时间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找到被拐24年的儿子郭新振引发的舆论热潮稍有平息，最近，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找到被拐14年的儿子孙卓又引发了网上舆论热议。

在这两波舆情中，买卖儿童是否同罪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这两起事件有相似之处，即养父母对买来的儿子均“很好”，以致认亲之后，这两个当年被拐卖的孩子最终都选择与养父母一起生活，做这样选择的其实还有“梅姨案”中的杨家鑫。

很多网友站在亲生父母角度理解不了被拐卖孩子的这一做法，进而将这种激愤之情，发泄到养父母的身上，还有网友并不认同“养父母”一说，而是称为“买方家庭”，继而发出“买、卖儿童是否应该同罪”的灵魂拷问。

其实，7月20日，本报曾以《拐卖儿童案要追究买方家庭的责任吗？》为题有过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和刑法专家也均认为，应该追究买家的刑事责任。但为何在这个问题上，法理上虽能达成共识，却在实践中难之又难？

这应该就是被拐儿童案中的情与法的交织与博弈吧！

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依照刑法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早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拐卖儿童犯罪典型案例中，收买儿童犯罪被判了刑。

2006年至2009年间，王彩云、胡尊芝、刘霞、庞自粉、陈夫国、刘庆粉、陈夫刚(均已判刑)等人在山东省临沂市市区、临沭县等地交叉结伙，贩卖儿童18名，牟取非法利益。其中，2009年10月，被告人彭成坤、孟凡俊经左振友介绍，通过陈夫国的帮助，以4.4万元的价格从王彩云处收买一名男婴抚养。破案后，被拐儿童已解救。

法院认为，被告人彭成坤、孟凡俊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其行为均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鉴于二被告人对所收买的儿童没有摧残、虐待，公安机关解救时亦未进行阻碍，故酌情从轻处罚，依法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由此看来，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最高法的指导案例均认可买卖同罪，但在实践中，执行起来似乎又并没能完全做到。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周世虹表示，虽然依照刑法241条规定，买方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该条款还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个规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周世虹解释，应该既是基于人性化的考虑，又考虑到一些特殊的背景，希望能有利于被拐卖儿童未来的成长。由于买方没有卖方主观恶性大，法律更注重对卖方的打击，但不打击买方也不行，打击过重也担心买方不配合、支持解救和办案，同时考虑买方也实际养育了孩子，并没有虐待孩子，从孩子的情感意愿出发，所以就规定了较轻一点的刑罚。就像行贿和受贿一样，重点打击受贿。

因此，有网友换位思考：“如果把养父母送进监狱，孩子可能会恨亲生父母一辈子，这也不是亲生父母想看到的。这个有关人性，很难解决。”这位网友应该是道出了司法机关的左右为难。“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在一无所知的成长过程中，被拐儿童已经和养父母有了很深感情，亲生父母虽然找到了，但要舍弃和痛恨养父母也确实很难。

但大多数网友更坚信买卖当同罪，买方善待被拐卖者并不能成为逃避刑事责任的挡箭牌。因为当买方家庭享受着被买来孩子带来的天伦之乐时，可曾考虑到这样幸福的背后是孩子家人无尽的悲恸和痛苦，是寻子的艰辛和煎熬，乃至妻离子散的悲剧。

据报道，认亲之后，孙海洋尊重孩子的选择，送孙卓重回山东阳谷县。与依然在苦苦寻子的父母们相比，孙海洋、郭刚堂都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但他们寻子成功也给了那些仍在寻子之路上的父母以信心和力量，并期待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可否认，拐卖儿童事件中受伤最大的是儿童及其亲生父母。但在情、理、法还需平衡和博弈时，我们希望科学技术进步再快点，公安机关打击力度再大点，从源头上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强力打击拐卖儿童行为，进而消除拐卖儿童悲剧的发生。而且，最近几年，虽然拐卖儿童的相关犯罪并没有完全灭绝，但在“天眼”遍布，在公安机关持续、严厉的“打拐”行动下，犯罪分子确实有所收敛，丢失、被拐孩子的数量也在降低。总之，愿天下再无拐，愿所有被拐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