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晶明

毛泽东评价文学艺术向来具有超越性，具有站在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作家作品的意识和能力。他评《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就首先是作社会分析，通过小说分析和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毛泽东就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评价文学。他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尤其是诗词方面的艺术判断力是很高的。比如认为杜甫、白居易等太过现实主义，哭哭啼啼，不好。喜欢并主张来点李白、李贺、李商隐，多点幻想和浪漫主义。

或许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确有从文学细节中解读出社会大道理的特长。这种特长，从文学批评角度讲，似有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意味。但令人折服的是，所论常能切中要害，并极大提升了作品内涵。比如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意的拔高，对《红楼梦》里林黛玉“东风西风”说的当代解读，都可谓是创造性升华。

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访萧三，谈文学问题。萧三是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是一位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曾与鲁迅多有往来。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所以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鲁迅关于《聊斋志异》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其中把《聊斋志异》称为“志怪”，是指作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志怪”而非“怪异”，还是有一点区别的。鲁迅又称《聊斋志异》为“拟古派”，认为从写法上，杂合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不过，鲁迅确实没有把《聊斋志异》看成是社会小说，他重点强调了《聊斋志异》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从中可见，鲁迅谈的是小说史链条上的《聊斋志异》，而毛泽东要分析的是世道人心。鲁迅的观点显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其实鲁迅一样很擅长从社会分析的角度谈论文学。比如，他一向认为，从古以来，并没有什么纯粹的“山林文学”，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社会、生存的折射。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如果没有吃得饱作前提，也不可能悠然起来。这同毛泽东后来对陶渊明的看法十分相似。他们二人分析文学作品如有什么不同，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有无，另一方面，也或许可以说，鲁迅作为小说家，却多从诗词中读出社会生活，而愿意谈谈小说的艺术要素。毛泽东作为诗人，多把小说看作社会生活的记录，而在诗歌方面又更欣赏浪漫主义。如此则更好理解为什么他对杜甫的认同反而不及对李白李贺李商隐。

当然，我们从毛泽东这段谈话里读出的另外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他一贯强调的不迷信。他无疑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且熟读马列经典，但他同时最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此甚至上升到“打倒奴隶”的高度。也是在1939这一年，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是鲁迅的知音，他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但他对鲁迅一样不迷信。凡读，总有自己的看点、发现、立场、观点。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另当别论。把研究对象偶像化这一点上，我们总是没有办法完全克服。写传记，往往容易变成传主的辩护者、传声筒，而不能跳出来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更加纵横有致地加以分析和评判。毛泽东真是读书人的榜样。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