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

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经济活力的表现，也是带动就业的主力军，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特别是加强部门间的协作，打好组合拳。

首先是发挥宏观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除了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还要继续用好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财税政策方面要加强政策间的协调配合，采取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其次要发挥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作用，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发挥银行机构内生激励作用，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督促引导机构增加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另一方面要让银行内部真正建立起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同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发挥好地方政府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作用，完善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搭建政府牵头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才能够比较准确的描绘出企业的信用情况支持贷款。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杨伟民：

不必“谈煤色变”

“双碳”是涉及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问题，是宏观的问题，并不单纯是能源和技术问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很大篇幅讲煤炭问题，讲到要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事实的一个可行的重要减碳路径。在中国当前发展背景下，很大程度上发展还是要依靠煤电，所以要先立后破，把煤电这个调节性功能更大程度地强化起来，而不是谈煤色变，更不能一刀切地对煤电企业停贷、断贷，相反应该支持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联合性改造，这样实际上是支持新能源的消纳。

从“双碳”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我国单位GDP能耗是全世界的1.4-1.5倍，一个是单位产品能耗高，第二就是高耗能产业比例占比较大。2018年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这五大产业占GDP总量的13%，逐步减少需要过程，不能在短期之内用力过度。高耗能产业目前耗能主要是高碳能源，高耗能几乎就等于高排碳，但未来高耗能未必等于高排碳，可能更多的是使用风、光、电等清洁能源，因此未来高耗能产业逐步转变为低排碳将是一个发展趋势。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王一鸣：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需多管齐下

当前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制造业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先进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日趋广泛应用，制造业生产流程、研发设计、企业管理，乃至用户关系都出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这个部门，这些变化都成为重塑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从当前发展趋势看，数字化转型正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要深化重点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强包括5G在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和技术储备。最后要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进入数字化制造环节，对产业工人技能素质要求很高，要重视依托数字化平台引进培养高端信息技术人才，利用职业技术学院加强数字化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培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肖钢：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或将成为常态

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人民币升值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来人民币的汇率变化，还是取决于一个是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一个是我国的国际收支的状况，还有一个是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这几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所以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会逐步增强，汇率的双向波动可能会是一个常态。

汇率是一个经济杠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第一有利于扩大进口，第二有利于推动外贸出口，第三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扩大企业对外投资，使我们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五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造人民币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当然人民币升值如果过快，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或者还有些弊病。比如对一些出口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会带来困难，另外一个人民币升值往往也可能会伴随热钱的涌入，加剧我国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波动。总体而言，人民币升值应该利大于弊，部分企业需要注意控制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本报记者 包松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