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洪宇

近年来，给“教师减负”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下面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清理、规范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过重负担问题再次引发各方关切。2021年7月以来，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各地纷纷出台课后服务、延时服务、作业管理等措施。目前“双减”政策落地见效，学生负担明显减轻，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但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压力。随着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有部分学校反映，教师负担明显增加，工作时间明显延长，特别是班主任、骨干教师与学校管理干部，叫苦不迭。这必然会导致教师的身体负担和精神负担更加沉重，继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其实，我国的教师负担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暴露出来，中小学教师被计划、总结、表格挤占了太多教学时间，甚至有教师说只有1/6的时间用来投入教学。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教师负担主要伴随学生学业负担产生，因此强调减负对教师与学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过重的负担也是教师素质提高的“瓶颈”。随着教师内部诉求和外部需求的变化，教师负担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因为在地方，教师常常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于是有的地方乡镇政府将教师纳入管理，并安排一大堆与教师职业毫不相干的社会工作。之后，教师的“继续教育”及其带来的各种培训与考核也成为教师“甜蜜的负担”，而对教师的奖惩规定政绩化、数量化、非专业化、行政化的倾向更是使教师的负担较重。当前教师负担问题虽然在政策层面得到关注，但当前教师减负政策未能获取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后，截至2021年2月底，已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然而，“减负清单”之外存在隐藏负担，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现象、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严重。

教师减负，解放了教师；学生减负，解放了学生。只解放其中一个，无法实现育人方式的变革、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师减负是为自身质量的大提升做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双减”格局下，中小学教师减负提质要把握好“减中有增”“增中提质”的大方向。不管是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建设，还是基础教育质量观的变革，都离不开中小学教师质量的大提升。从各地教师减负政策文本的共性来看，多是针对政府和学校提出的，家庭和社会的参与度严重不足，减负范围不够具体。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社会应试主义的教育观念仍然没有彻底得到纠正。目前，大多数中小学生的“成功”仍然以“高考分数”为标准进行界定，中小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中就难以保持独立自省的态度了。

在进一步改革评价机制等引导全社会教育观念转变的同时，就当下而言，建议切实关切教师的关切。比如依据校情，试行“弹性上下班制”；建议校社合力，探索“延时服务”的多元模式，做好教师子女的托管工作等。这里我仍然想呼吁的是，学校管理上要切忌形式主义。学校的核心工作是教书育人，要根据自身实际，努力做到不搞形式主义，不盲目攀比，关注教育本身。无意义的活动不开展，意义不大的少开展。帮教师做好“减”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另外，特别想强调的是，当此新秩序建立的转型时期，各项政策落地还有待进一步到位，家长一定要给教师更多的理解，让他们流汗的同时少流泪。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