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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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对历史的偏爱和研究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映射到了他的诗词创作中。
在他的诗词里，包含有海量的历史典故、思考和评析……
厉以宁酷爱历史，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他对历史研究的涉猎不亚于一名历史学者。从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研究到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关注，从对麦哲伦环球航行逻辑的分析到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回顾，可以说他的史学眼光蕴养了他经济学的宏观视野与比较研究方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厉以宁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研究近乎痴迷，特别是近几年我多次见到他在家中捧着厚厚的繁体版《北史》和《宋史》细细研读，页面上随处可见他画的横线符号和写的感想短语。有一次我实在好奇，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这么仔细地看《北史》和《宋史》，他说，南北朝的历史特别是北朝的历史被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恰恰是这一段历史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无论是民族共同体的扩展、制度文化的重塑、精神气质的锻铸还是经济社会的恢复重振，都有着很高的价值和意义，值得反复阅研体悟；看《宋史》主要是想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搞清楚经济方面比较繁荣、社会氛围比较宽松、文化艺术比较灿烂、士大夫都有报国情怀的两宋时期，为什么却是国力积弱？是上层集团缺少勇武之气和开拓意识，还是立国方略有偏差，抑或是整个社会氛围和群体意识就是耽溺于偏安和享乐？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和总结。厉以宁对历史的这种偏爱和研究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映射到了他的诗词创作中，在他的诗词里，包含有海量的历史典故、思考和评析，我仅从厉以宁老师在政协履职的15年间所写的诗词里选出6首，来赏析和追寻厉以宁老师对历史的思考和关照。
其一，写于2003年的《七绝·贵州山区，再咏明建文帝》：
宫内无缘参佛法，断魂离恨走天涯，
流亡始悟民间苦，瓦钵僧衣处处家。
建文帝朱允炆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12月5日出生在应天府（今南京），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明朝第二位皇帝，在位四年，年号“建文”。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继位，在位期间增强文官作用，宽刑省狱，严惩宦官，改革弊政，史称“建文新政”。但建文帝身上优柔寡断书生气比较多，又没有多少治国经验，还缺少居大位者身上应有的自信和坚强，因此在施行削藩政策时导致其叔叔燕王朱棣起兵对抗，“靖难之役”后朱允炆兵败下落不明，成了千古疑案，众说纷纭。厉以宁在此词中采用了出家为僧说，即城破后建文帝削发为僧，一路南逃，后在贵州寺庙落脚；也正是在逃亡途中，他才对民间疾苦和百姓生活之不易多有了解，终于放下了身份和重负，回归平常生活，青灯古佛伴余生。
其二，写于2004年的《巫山一段云·贵州修文王阳明故居》：
云绕山间树，顺溪下夜郎。不辞跋涉苦，孤月照蛮荒。
誓改穷村貌，手教种稻粮。三年劳累实难忘，黔地读书乡。
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10月31日，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其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倡导追求个性解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和主张，冲破了僵化的“理学”传统观念，在明清乃至近代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王阳明青年和壮年时期时，足迹遍及当时还比较偏僻的贵州、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无论在从政、军旅之中，还是于丁忧居家之时，都不忘兴学、讲学，为当地和朝廷培养了大批人才，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在龙场这个既安静又困厄的环境里，他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终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龙场悟道”发生在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当时37岁，是他世界观人生观的转折点，从此，他在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外，开启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阳明学潮流。2004年3月厉以宁到贵州调研，途经龙场，联想到在毕节流传的王阳明故事，回想起自己曾经下放鲤鱼洲农场的劳动经历，于是就挥笔写下了这首追古抚今的词。
其三，写于2005年的《采桑子·黄冈赤壁》：
阿蒙了却周郎愿，夺下荆州。难保荆州，孙皓无谋王气收。
东坡词赋千秋诵，情也悠悠。意也悠悠，伴逐长江不尽流。
2005年初厉以宁带队到湖北调研，途经黄冈时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追思三国往事的词。赤壁之战后刘备以向益州发展为由，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但刘备占据了益州和汉中后，仍然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荆州，并派关羽率军镇守荆州，以防吴国进攻。刘备借荆州这件事，周瑜一直反对，直到病逝前还在想尽办法讨回荆州。吕蒙曾是周瑜的部将，他乘关羽率军北伐襄樊与曹军作战之际，白衣渡江，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彻底解决了东吴与蜀汉共据长江，蜀汉可能顺江而下直取东吴的战略风险。但孙权的孙子孙皓即位后却粗暴骄盈、暴虐治国，很快丧失民心，终于西晋咸宁六年（280年）被王濬率领的晋军所俘，因此才有了刘禹锡所写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站在赤壁古迹前，厉以宁不由得想到了苏轼所写的《赤壁怀古》，对苏轼才情和诗词造诣的赞赏、对古战场的凭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油然而上心头，端的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其四，写于2013年的《菩萨蛮·安徽淮南市八公山，淝水之战古战场》：
八公山上风声急，八公山下雄兵集。眼底野花香，当年古战场。
渔家娇小女，顺水摇船去。低首唱村歌：“兵精不在多”。
2013年11月，厉以宁在淮南考察经济和历史文化发展情况时，有感于淝水之战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于是就有了这首《菩萨蛮》。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它的发生地在淮南市的寿县。寿县，别称寿州、寿春，东晋孝武帝时，因避帝后郑阿春讳改寿春为寿阳。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将兵攻占寿阳，淝水之战由此展开，东晋大破前秦，收复寿阳，苻坚战败逃回北方后不久被杀，北方重新分裂。此战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将中国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东山再起、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皆与此战有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如今的八公山上、淝水河畔，一幅村庄秀美、村风祥和、村民幸福的画卷映入眼帘。远去了刀光剑影和鼓角争鸣，只留下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谋的历史典故给后人以借鉴。
其五，写于2014年的《卜算子·唐昭陵，太宗埋葬处》：
关塞早萧条，花落春将暮。一代明君悔恨行，终被仙丹误。
岭上白云飞，山下青青树。政兴政衰在用人，纳谏消迷雾。
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善于用兵，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皇帝。他在位期间，唐朝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增强。唐朝文化开放繁荣、自信豪迈，李世民在位期间，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世界各地的商人聚集在一起。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几次派使者向唐求婚，李世民最终同意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友好往来与联系。李世民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周边各族的拥戴，被尊称为“天可汗”。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廿六日，他因追求长生，长期服用仙丹导致暴疾，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庙号“太宗”，葬于昭陵。2014年6月，厉以宁带领北大光华学院师生一行调研行经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远望九嵕山主峰上的昭陵，感慨白云苍狗、岁月不居，一个朝代的兴衰起伏很大程度上在于选人用人，正所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李世民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唐朝进入国富民安时期，形成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重视人才、善于纳谏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六，写于2015年的《减字木兰花·陕西汉中市留坝县张良庙》：
沉云漫漫，秦岭林深山路断。古道陈仓，争霸当年楚汉王。
运筹决胜，不负名师奇著赠。勇退潮流，看破红尘四海游。
汉初三杰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特别是刘邦所讲“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更是深入每一个文学和历史爱好者之心。汉初三杰都有很多典故，比如孺子可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胯下之辱、萧规曹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等，足见这三人能力之强。刘邦有了以这三杰为代表的骨干队伍，无论是军事、经济、内政还是外事上都井然有序，即使有好几次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狼狈四窜，但也能很快恢复，最终胜出。司马迁曾对张良赞誉有加：“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苏轼也专门为张良写了《留侯论》，文中开篇即讲：“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厉以宁对张良的评价一直都很高，认为他是汉初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如果汉初没有张良，历史就会平淡和逊色很多。2015年4月，厉以宁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陕西汉中调研，在前往留坝县的路上，看着秦岭深处一路的险峻瑰奇和栈道遗迹，遥想当初张良急流勇退一路跋涉到留坝，此处当年山岭陡峭、人迹罕至、偏远荒凉，作为一名曾身在高位之人，张良确实做到了看破红尘得自在。
历史和诗词是厉以宁经济学研究历程中的两大加力器，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历史给了厉以宁经济学研究以厚度和深度，诗词给了厉以宁经济学研究以灵气和创意，从而激发厉以宁写出了更多富有底蕴和穿透力的经济学力作与佳作。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