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鹤同
“夫子循循善诱人”是启功先生怀念老校长陈垣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以此称赞老校长如何“循循善诱”地教导后学的精神和事迹。其实，这用来赞誉启功忠诚教育事业，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也非常恰当。
启功从1933年受聘于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开始，直到2005年谢世，从教70余年。启功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太多名师的教诲和指点，自己在从事教育工作时尽其全力加以发扬光大。
启功教书育人，处处以学生为主，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地对待学生，创造良好的、和谐的课堂氛围。他最老的学生——辅仁附中和辅仁美术系的学生，年龄比他小不了几岁，他们始终以师友身份相交，学业上他们终身师事启功，生活中又相处如兄弟。他最小的学生、他带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比他要小70来岁，他对他们视如己出，学业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体贴。不管是老学生还是年轻学生，他都一律平等对待。上学时、课堂上是师生关系，毕业后、课堂下一律是朋友，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完全把教育事业置于宽广的爱的情怀之中。
循循善诱，是启功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启功教学绝不随人脚后、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教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见解。他讲授永远是娓娓道来，一口京腔，和蔼可亲，课堂气氛永远是那么热烈、轻松而又愉快。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开阔学生的眼界，他有时带学生走出课堂，去参观故宫，介绍它的历史及独特的建筑艺术。寒冬腊月，藏族新年之际，又带领学生去观赏雍和宫喇嘛们祭神的舞蹈，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少数民族的艺术。他讲《牡丹亭》，带学生去看昆曲《游园惊梦》；讲《红楼梦》，带学生参观故宫和那里收藏的历代书画。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启功为第一届9名研究生教授古代诗词，讲得兴起，学生也说没听够，便主动延长课时，但校方说教室实在排不下，启功说：“这有什么难的，咱们干脆到你们宿舍讲。”就这样，“宿舍课堂”开课了，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外系的慕名者也纷纷带着小板凳来“蹭课”，一屋子足足装了十五六个人，真可谓“亲密无间”“打成一片”了。启功旁征博引、谈笑自如，听得大家如痴如醉、其乐无穷。
因材施教。启功深知，每个人的资质、喜好、兴趣、专业积累都不一样，要想让他们成才，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发挥他们的特长，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的个别辅导。他除了在校对学生适时地进行指点、引导，解决疑难之外，他的家里也成了学生的“第二课堂”。他家中一到晚上就高朋满座，但只要学生事先预约好前来请益，启功一定放下其他造访者，优先接待，然后朝先来的社会名流一拱手：“对不起，老兄，我的学生来了，我要上课。”对专门约好的学生，他会耐心地答疑解惑，而且还告诉他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看哪些书。有些学生没有预约，他也很欢迎，会因势利导，和他谈些学术问题，讲自己在搞什么研究，写什么文章，需要查什么资料，有时也会让学生帮忙到图书馆查些资料，告诉他这些资料的重要性。有时他也会拿出自己的诗集稿本，讲他如何修改，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旁敲侧击”“曲径通幽”，使学生懂得自己该怎么做学问，怎么作诗写文章，获益多多，比上课还“过瘾”。
启功重视个别辅导，还体现在竭尽全力帮助学生解决治学中出现的问题上。他的博士生谢思炜要做白居易研究，但有些文献只保存在日本，查找起来十分困难。启功就积极主动地利用他在日本的人脉关系帮他查找，复印有关资料，解决了谢博士凭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朱玉麟博士在撰写博士论文《〈张说集〉版本研究》时，查找民国时著名学者傅增湘曾校勘过一种《张说集》全帙影印宋抄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于是，启功就主动帮他联系傅增湘的后代傅熹年先生，请他协助指导。在启功无微不至、尽心尽力的指导和帮助下，朱玉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于翠玲博士要做朱彝尊研究，启功曾为朱彝尊家书做过跋，但家书收藏在唐长孺先生手中，启功便积极与唐长孺之子唐刚卯联系。当时，启功正患病住院，于翠玲怕影响老师身体，一再说：“不急，不急。”启功反过来却说：“你不急，我急。”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启功对学生充满了爱心，他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会慷慨地对学生伸出一只托举的臂膀。启功的嫡传弟子、启功第一批研究生、原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仁珪，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时没有住房，只好暂住在研究生宿舍中，每月要扣30元工资。当时他工资不过50多元，还要养孩子，生活难以为继。一天启功独自爬到赵仁珪住的4楼，对他说：“你的困难我听说了，千万要保重身体啊。”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说：“学校的规定，我们不好违背，你先用这些钱应付扣款。事情总会解决的。”那时，启功已近古稀之年，听着他真诚的话语，看着他离去的微胖的身影，不太灵活的步履，赵仁珪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1997年，北师大建校95周年之际，校方为激励广大师生，为更明确办学方针，决定公开征集校训，最终选定了启功所拟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
这八个字，恰恰也是启功老师一生的光辉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