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鸣

元崛起于漠北，以武征服中原，并席卷亚洲、欧洲东北诸部，其雄武之风盖世无双，言其文学艺术则几无特点。其因，元为毳幕之民，骑马射箭，所到之处，文物典章，熟视无睹，更不知文艺之轻重。故元之艺术与唐宋相比，忽必烈灭宋，数传至顺帝，历时90年，文人士大夫皆以笔墨自鸣高，不入仕途，隐于世间。有愁者，有狂者，有恨者，有怪者。愁者苍郁，恨者狂怪，隐者野逸，皆以笔墨消遣人生。士人多以残山剩水、秋冬萧瑟之景寄于怀。富丽精工、技工法式，为一味自然、任意点抹所代替，所以山水、花鸟、人物、草虫皆不重形似，以重传神，不讲物理。只求意趣为绘画目的，故信手之笔得简逸之韵，则胜唐宋潜心工丽之作。

尚意为元代画风一大特点。元初，赵孟頫、钱选、刘贯道、陈琳尚存古风，善于细润，而同代高克恭却主张写意，以米氏、董、巨为本，其势与陈、赵相对峙。至元季诸家，黄、王、倪、吴作画全尚气韵、简逸，并用干笔皴擦，干中求韵，实开中国山水画一代新风，成元代绘画一大奇趣。而人物、花鸟，多袭宋人之风，辉光暗淡，殊少成就。

元代人物画，卷轴形式远不如花鸟、山水之发达。元初，赵孟頫、钱选、陈琳、颜辉等力追古风，善作高古细润道释人物画；钱选、赵孟頫、朱德润、陈琳、王渊、刘贯道等，属李公麟白描画派；孙君泽、张观、张远属水墨派。而肖像画在人物画尤为突出，著名者有王绎等。

元代初期，山水画影响力最大者，为崇尚古意的细润画派，该画派以赵孟頫、陈仲仁、陈琳、唐棣为代表。另有钱选为代表的青绿派，高克恭为代表的破墨简逸派，孙君泽为代表的苍劲派各有发扬。赵孟頫一派，主张复古；钱选一派承赵伯驹、李唐、刘松年之风格；孙君泽一派则承马远、夏圭之遗风；高克恭一派则承二米、董、巨之遗风，后有继承发扬光大者，为道士方从义。至元代中晚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山水画家当数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后人称其为“元四家”。“元四家”皆师于董、巨。王叔明少年学松雪，后习北苑、郭熙。“元四家”各有变化创造，亦工亦趣。比如黄公望，天资孤高，少有大志，幼习神童科，博书史，通音律图纬之学。善画山水，以北苑为宗，气象苍润，为元季之冠。其画格有二，一为笔势雄伟，作浅绛色者；一为意境简远，作水墨者。王蒙，为赵孟頫外孙，善诗文书画。画得赵孟頫之法，又师于巨然，得其墨法，秀润极佳，径路迁回，烟霭微茫，一生作画不用绢素，只在纸上画之。等等。

元代之花鸟画，其主流是以文人画风格为主，从文人审美情趣出发，戏墨大放光彩。元初花鸟画，钱选第一，师法赵昌，风韵高古。另有赵孟頫、赵雍、陈琳、郭敏、仲仁、管道升、王冕、柯九思、李行、杨维翰及元季四家，或直写花鸟以抒胸臆，或偶写花鸟自成天趣。花鸟画戏墨者，亦人才济济，贯盖画史，多以四君子为题材，墨竹最盛，墨梅为二，墨兰、墨菊次之。其因，多以借物抒情，不为物役。比如王冕，元后期画家，出身富豪破落之家，为元代浙东理学大家韩性的弟子，程朱理学对其影响颇深。他多次参加科举，皆不中。中年后，四方奔走，到处碰壁，最后失意回家以卖画为生，并以诗画周旋于权贵富人之中，得以生存。王冕能诗，善画墨梅，自成一家，凡画必题诗。

考察元代画论，多承袭宋代文人的艺术主张。了解苏轼、米芾、黄庭坚的绘画思想，就能理解赵孟頫、倪瓒的绘画思想。但这不等于元人的绘画思想没有发展。如赵孟頫的“作画贵有古意”，倪瓒的“逸笔”“逸气”之说，钱选的“士气”之说，都是对前人绘画理论的发展。元代画论虽比不上宋代之隆盛，但对中国画论的贡献同样是辉煌的。如柯九思的《墨竹谱》、李衎的《竹谱》、张退公的《墨竹记》、吴仲圭的《墨竹谱》（已失）、管道升的《墨竹谱》（关于竹的画法者）、黄公望的《写山水诀》（关于山水画法者）、王绎的《写像秘诀》（关于写像者）、汤垕的《画论》《画鉴》（关于鉴赏者）、吴仲圭的《梅道人遗墨》（关于题赞者），另有李澄叟的《画说》、赵孟頫的《论画》、倪瓒的《论画》、吴镇的《论画》、杨维桢的《论画》，可谓蔚为大观，呈元代画论之光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