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胜（纳西族）

本该早已完璧出版的《中国云南纳西族色彩文化探析》近日才得以问世并从容闲话，令我几多感慨。说它“完璧”，不免有《富春山居图》不久前方由两岸故宫在数十年后合为一体展出的意味在其中。这稍觉心酸，却也是大幸。因为，在历经25年尘封后，“今日得宽余”，它终于等来了“丑媳妇见公婆面”的一天。当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色彩与纳西族民俗》则早已于21年前面世，只是并不充分，如今才变得完整。

究其原因、述其脉络，不由得让我“遥想公瑾当年”：20世纪80年代末，我刚从日本大阪大学公派研修日本学归来就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投入到我国民族语言文化泰斗马学良教授门下，攻读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刚读到二年级，因所发表的几篇论文偶然被先生发现，故被劝提前改考马先生自己指导的语言文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一经考试，成绩还不错，被顺利录取。只是，稍在此前，我亦被所在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申请攻读论文博士研究生资格，以防万一“马门”失蹄还有条退路。结果，两张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递到手中，令我又兴奋又犯难。

之所以犯难，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习必须全勤、我在工作单位的科研任务有增无减、我已是35岁的“老童生”并有妻有女。更重要的是，中、日师承传统因门户之见而不能一徒从二师。因此，我的学习、工作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吗？我的体力、精力允许吗？我的夫人能同意吗？中、日双方的导师能容忍吗？凡此等等均成了我及亲朋好友们的悬念。

然而，面对这千载难遇的契机和求学心盛的我，单位、家庭、学校都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导师马学良先生、宫田登先生都给我极大的宽容，只是提醒我合理安排好、衔接好国内外的学习、工作。两位恩师的大家风范、宽广胸怀、仁厚宅心至今仍然温暖着我的心怀。当时，怕我产生动摇而失去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的日方助理教官佐野贤治先生来信告诉我：虽然在国内的学习属3年制，但你在日本的身份是论文博士研究生，一共5年，每年来往日本3个月即可，且不必听课，只需查阅资料及做田野作业、与导师交流，最后提交论文参加答辩。这一切，最终让我的各种顾虑一扫而空。

其后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因是中、日两国联合培养的论文博士研究生，且每年才一个，日本国文部省为我提供了优厚的奖学金，足以支付衣食住行的费用，还略有剩余购买图书、作学术考察。我的妻子除每日上班、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外，还要照顾我的岳父岳母，却毫无怨言，全身心促成我的学业。女儿从出生到小学四年级，我都几乎没有尽过为父的责任，但她依然很为我争气，一直是班级里的学习尖子、领奖专业户，还与影星陶红合作出演过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我于1995年仲夏在国内被授予博士学位之日，她还缺席原定参加的北京市奥数比赛，而与母亲一道买鲜花向自己的父亲示贺。

繁重的工作、学习、生活一天天延续。正当我行将撰写学位论文前夕的一天，因已到退休年龄转而到地方大学任教的宫田登先生把我喊进他的研究室，告知我这一消息：“我所去大学是私立的，所以，你就不随我而去了。不过，代替我继任你导师的是平山和彦先生，他十分优秀，是日本教育史上第一位民俗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我相信，你会在平山先生的指导下写好学位论文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到时，我会为你高兴，并再来看望你。”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宫田先生并不知道我的论文将写什么，更没有见过论文原稿。而平山先生果然可亲可敬、学问高深，他赞赏我以民俗为重点探讨纳西族色彩文化的奥秘，只是认为所要的知识储备很广很深，还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定要慎而又慎。他还在我完成论文初稿后的1997年前来北京指导我修改、完善，安排好我按时毕业并进行答辩的大体时间。

当初，我之所以动念以《中国云南纳西族的色彩文化探析》为毕业论文题目，一是因为我于大阪大学在小松和彦先生指导下研修日本学期间，曾拜读过宫田登先生的大作《白山信仰》，并于后来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小林忠雄先生的陪同下一度考察白山及其神灵信仰；二是我在国内的博士论文《东巴神话研究》就涉及宇宙白卵所生、世界万物黑白二元起源、五个方位取色黑白红绿黄、三界空间各标黑白黄、黑白战争、玉龙雪山及其三多信仰关乎的白色崇拜、纳西族自称“黑族”等一系列有趣的问题，且有不少已被我一一破解。路既熟，车又轻，兴趣还浓，显然有助于我的运思与写作。

于是，论文很快写成，并请平山先生来华作了具体指导。尔后，我托一位回国探亲后返日的朋友帮我提前装订成文本，以便从容不迫地参加答辩。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于1997年3月底抵达筑波时，却从电话里得知那位朋友没能帮我将论文装订成册，原因是其中的4章已不翼而飞。电话的另一头是一连串的“对不起”，还能听到一阵阵抽泣的声音。天呐！这离预定答辩时间仅剩一周，而那时我没有电脑、没有传真，邮件快递也来不及了。我只好与平山先生和佐野先生说明情况，探讨是否可以延期答辩，但他们都面有难色，称日程已定，学术振兴会将准时验收、结项我这5年的学习。

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我只好从那位朋友处要回残稿，紧急缩编成《纳西族民俗中的色彩研究》，并前去东京大学的一家装订会社装订文本，以备答辩文本。而丢失的部分则留待回国后再正式出版时加以补充、理顺，以作完璧。

回国之后，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困难重重。当时，人文社会科学书籍没有资助就几乎没有出版的可能，而资助的来源与力度又不可与今天的环境同日而语。除有一次巧遇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一套丛书把我的《色彩与纳西族民俗》纳入其中之外，合璧版《纳西族色彩文化揭秘》的出版艰难让我不寒而栗。只有在2018年贵州省民族出版社胡廷夺社长兼总编来访之后，我才敢于“春风吹又生”，并列为由我的夫人孙淑玲女士主编的50卷本《白庚胜文集》中的一本，纳入该社的“名家大家丛书”且忝列其首。虽然内中的不足显而易见，但作为对正在崛起的纳西学的建设、参与，亦作为对20多年前留日生活的记录、对国内外曾经关心、支持我在学业上进步、发展的领导、师友、亲人们的回谢，我欣然服膺于胡廷夺先生的安排，并在李江山先生的具体帮助下对全稿进行整合，使之重归一体、“破镜重圆”。相应地，对收入文集的《色彩与纳西族民俗》则作了一定的丰富与补充。其中的得失，我自知之，亦将有学界的公论。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