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全球范围内看，跨境产业链变迁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产业链变迁前有哪些先兆性暗示？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否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建立数字贸易时代我国跨境电商新优势，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试图从阿里研究院跨境电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数字贸易时代我国跨境产业链变迁及新比较优势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寻找答案。

《报告》认为，19世纪下半叶至今，全球范围内有明显跨境产业链变迁迹象的情况出现过五次。从前四次产业链变迁可以发现，全球的跨境产业转移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比如，每轮跨境产业链变迁时间以20-30年为周期；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变迁产业的主要形态，即获取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是变迁的核心动因；前四次产业变迁均以主动型迁出为主，承接国在此基础上快速孵化本国竞争核心力，并推动下次变迁。

2008年起，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第五次跨境产业链变迁开始出现，东南亚、南亚、南美等新兴市场成为本轮变迁的主要承接者。

《报告》显示，在融合前四次产业链变迁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本轮跨境产业变迁在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外部扰动下也呈现出一定的新特征。

首先，此轮跨境产业链转移由此前的单向迁移变为多向迁移：一方面，以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开始承接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美欧等国开始基于邻国资源推动“近岸迁移”和区域化贸易，还有部分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本土回流。

其次，虽然寻求产业比较优势是驱动跨境产业链变迁的重要动因，但非经济因素影响的被动性变迁成分也无法被排除，比如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加速了国别间跨境贸易壁垒的形成，阻碍甚至中断了原有的贸易链路。

再次，本轮产业链变迁呈现出产业上下游以及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化式转移：一方面，东南亚不同国家所承接的具体产业类目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产业链的内部，具体变迁形式也并非全链路的产业完整转移，而是上下游部分生产环节，甚至不同产品等级的分化式转移，例如在中国对越南出口的产品类型中，中间品占比超过七成，其中电子集成电路、机械设备零件、钢铁成为主要产品，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越南1月至5月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90%为生产资料。

针对一些人“跨境工厂转场、产业链大量从中国转走”这一提法，《报告》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结论——与中国相比，东南亚及南亚国家总体经济体量小，原材料相对稀缺，制造体系和基础设施也相对薄弱；综合而言，虽然服装、消费电子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部分订单外迁的情况，但我国跨境产业链迁移的进程和外迁速度总体可控，以科学客观的视角看待此轮产业链迁移，加强形势研判与内因分析，建立数字贸易时代我国跨境电商新优势，对我国应对此轮产业调整，确保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报告》给出五条建议：鼓励大型电商平台走出去，积极参与海外市场竞争，支持中国科技企业和平台企业全球化发展，以支持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以及当地国家企业实现数字化发展；进一步加快外贸新基建建设，提升贸易保障能力；加强国际市场信息撮合和信用担保等新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多维度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如加强“关、税、汇”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推动报关单、发票信息等信息“免填报”，提升出口退税智能申报水平；聚焦高技术、高附加值等核心能力，增强产业在本国发展的信心和黏性，围绕产业链的全流程，建议以产业附加值和技术投入为考量维度，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环节进行定位区分，为其创造优良政策环境，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支持其留在国内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