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大刚

文献是文明和文化的主要载体，经典是文献和文物的根基与灵魂。经典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性，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内容最精粹、影响最深远的精神产品，影响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知识结构和价值尺度，也伴随着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甚至劈波斩浪、走向辉煌。放眼世界，所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无不如此。

中国早期经典，是孔子依据唐、虞、夏、商、周历史文献删订阐释而成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在“六经”（《乐经》后失传）基础上形成的“十三经”：《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是为“三礼”），《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是为“《春秋》三传”），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典籍。它们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典。儒与道、释，并称“三教”；儒、道、释三教经典的汇编，皆名曰“藏”。其中道曰“道藏”，含三洞四辅十二部；佛曰“佛藏”，称三藏十二分教；儒曰“儒藏”，含三藏二十四目。历史上，三教同辉、诸圣共尊，其元典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和文化根基。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原本处于九流杂艺的“兵经”“星经”“算经”“医经”“本草经”等，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典，特别是儒、道经典及中国化佛教经典，是传承、演绎中华文化和本土文明的中枢关键。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是讲明上古历史、追索民族渊源的主要依据，它传递和接续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前2500年历史因之而传，后2500年文明据之而开。东汉以来传入和翻译的佛教典籍，也是古圣先贤对世界、宇宙和人生的认知与探讨，其中也记录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反映出先民生产生活乃至灵魂思辨的轨迹与精神。经典在历史上曾是施“教”致“化”、开智启慧，塑造君子和大德高士的教科书，是宣扬文明秩序反对武力征伐、提倡仁政德治反对苛政暴政、宣扬“民贵君轻”反对暴君专制的文明政典。经典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文化基因和基本范式，也造就了本民族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凤凰涅槃、再造文明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法祖宗”“贵礼乐”“讲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法唯心”“精神不灭”等理念因之奠定，中国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恕礼敬”“仁民爱物”“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珍惜生命”“无为而无不为”等道德伦理因之而形成，中国人“哲学”“宗教”“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政事”“德行”等知识结构因之而奠基，中国人“礼乐射御”“书艺数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优雅技能也因之而造就。举凡国人认识世界、修炼自我、和谐家庭、治理国家、安顿心灵、追求至善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典教育中打下深厚基础；国人理性看世界、平等待世人、和平办外交、文明求发展的精神气质，也都得益于经典的浸润与潜移默化。《文心雕龙》曰：“经者，常也，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诚哉斯言！壮哉斯言！

是经典培植了中国历史之根、思想之源、信仰之魂，经典著作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源头、灵魂之所系。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日益推进，经典还以最典型、最突出的姿态，在历代国家和民族交流互鉴、和平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外、族际之间的经典互译和互动，就是文明彼此借鉴、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缩影。经典是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载体、文化典型，是文明的范式、智慧的源泉，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作用，体现出特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对这些经典的研究与阐释，不仅具有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价值，而且通过对经典互动历程的情景还原与经验探索，对于促进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德不孤，必有邻。”中华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实绩可观；利玛窦、理雅各、韦利等辈的译注重典有待深入阐释；汉学家对中华经典的研究，当不乏可启发我等的洞见。经典不仅曾经点亮历史的星空，还将继续照亮未来的航程。

为繁荣学术，增进了解，建设和平世界，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学术创新，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从经典中获取中外古今圣贤的启迪。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