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奚冬琪 张文敬 雷蕾 通讯员 陈利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从“全面二孩”到“全面三孩”，我国生育政策近年来几经调整。其中，如何构建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让老百姓想生、能生、敢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包含方方面面，其中最直接也是当下老百姓最盼望解决的，就是0-3岁的托育服务。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从增加服务供给、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等三方面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为打造高质量托育服务提供了重要指导。但就现阶段实际情况看，我国托育服务的发展距离群众期盼仍有一定差距，需要各方面协同发力、共同推进。

年轻父母的难题

“大宝二宝都在上幼儿园，三宝一岁多刚会走。没人帮忙的话，真的是焦头烂额。”山东济南的家长蕊蕊（化名）是一位“三孩”妈妈。因为是双职工家庭，工作日都是公公婆婆在帮她带孩子。“但是照顾三个孩子，尤其是寒暑假期间白天的这8个小时，老人是非常辛苦的。我也找过育儿嫂，都不是很合适。”蕊蕊说。

蕊蕊的处境正是当下许多家长面临的育儿难题。在济南市政协的“码上商量”平台上，不少网友也留下了对生育“二孩”“三孩”的顾虑。有网友表示，生儿容易养儿难，现在虽然鼓励生“二孩”“三孩”，但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办法做到全职照护，也不能把孩子放在老人那里“一丢了之。”

对此，山东银座·英才幼儿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袁霞表示，生育“二孩”“三孩”的年轻父母大都处在事业发展期，家中老人往往因为年龄偏大缺少带娃精力。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力发展托育服务，解决年轻父母的后顾之忧。这样既能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还能减轻“养”的负担。

在蕊蕊所在的济南市，为了推动当地婴幼儿照护事业发展，今年7月份以来，济南市政协以“托起希望 照亮未来”为主题开展调研协商。调研组先后到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阳光大姐及历城区、历下区、莱芜区开展走访调研，赴杭州、南京等城市学习考察。在之后举行的协商会上，调研组成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当代民营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杨文建议，一方面支持和鼓励单位办托，通过自办或联合办托育机构等方式开办托儿所；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托幼一体化，在幼儿园中扩大0-3岁托位供给。

全国人大代表卓长立认为，要在婴幼儿照护方面进行产品创新。最好的办法是和社区联动，和居委会、办事处、工会、妇联等机构联合，携起手来打造一体化的婴幼儿照护体系。杨文也认为，可以借鉴社区养老的做法，在社区中共享资源，解决“一老一小”问题。

“家长选择托育机构，首先要有信任，然后是方便，第三个因素就是价格。”调研组认为，要想让百姓上得起托育机构，普惠是关键。而如何才能增加普惠性的托育机构呢？袁霞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尝试。例如，将托育机构建设纳入新建小区规划，成为社区配套，这样在普惠价格的设置上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另外，政府应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奖励和补助，帮助机构降低运营成本。

作为提供托育服务的企业，山东艾比象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凯认为，政府、社会、企业及婴幼儿家庭应共同努力，由政府主导，采用公建民营等方式推进普惠托育的建设。而作为企业，则要把政府的优惠政策用足用好，积极参与到普惠托育体系的建设当中。

意想不到的烦恼

在济南市政协调研组给出的建议中，调研组成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建好托育服务体系的两个关键词——“普惠”和“社区嵌入”。两者相辅相成，都是打造“让老百姓满意的托育服务”的关键。在北京，就已经有托育机构就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走进菲诺·爱弥儿北京恩济里分园，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走走班”的孩子们正在和老师一起游戏互动。隔壁的卫生间里，孩子们的洗漱用品整洁排列，墙上还有专门用于“智慧托育交付系统”的设备，随时向家长传递孩子的信息。

“这里空间虽然不算特别大，但是感觉机构的制度比较完善，监控和智慧系统让家长比较放心，老师也都很有爱心和耐心。”一位来接孩子的家长说，自己家就住在旁边的小区，走过来需要10分钟。孩子2岁，在这里已经上了一个月，从一开始分离时的焦虑到现在每天早上开开心心出发，变化很大。而且自从来到了托育机构，孩子吃饭睡觉都比在家时规律了许多。作为家长，自己也省心很多。

这家背靠大型居民社区的民营托育中心，就是一所典型的“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每个孩子每月4000元左右的价格，也是普惠定位。“我们作为一家连锁机构，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社区嵌入式普惠园。我们第一家托育中心开办的时候，就是依托北京丰台区的‘一老一小’养老驿站，开办了社区托育中心，也是当时北京市第一批获得卫健委备案的机构中面积最小的一家。”菲诺·爱弥儿运营总监刘晓艳介绍，在她的构想中，在社区建立融合养老驿站，是解决“一老一小”问题的最佳模式。在这里，宝宝可以直接送过来，解放老人，而老年人也可以有活动的场所。“我们的愿景和使命，就是科学教养、和谐家庭。”

虽然已经拥有多家分园，但刘晓艳也坦言，“这几年的办园路并不好走。”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社会上普遍反映家长托育需求旺盛，找不到合适的机构，但对于托育机构特别是民营机构而言，最大的烦恼却是“招不到生源”。

“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确实就是现实情况。出现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供需双方的需求不能对接。”刘晓艳说，机构理解的“普惠”的定义，就是国家对于“普惠”的定义，即“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但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普惠”的定义可能千差万别。特别是和一些收费较低但托位数量极少的公立托育机构相比，真正愿意出钱把孩子送到民营托育机构的家长依然有限。

“说到底还是价格的问题。家长期望中的托育机构要有国家认可的办园资质、值得信任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前面两项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最后一点，作为企业，毕竟还要有合理的运营成本。”刘晓艳认为，要想解决这一矛盾，需要从政府层面给予政策支持，让已有的政策尽快落地，让企业的成本降下来。例如，给予托育机构一定的建设性补贴，用于设施的建设和改造。适当地给予企业经营性补贴，或者给予家庭入托补贴。“比如之前北京市计生协就曾发放过入托补贴。只要家长将孩子送托，每月就可以领取1000元补贴。大家普遍反映效果不错。”在刘晓艳看来，如果能从供需双侧共同补贴，就可以形成合力，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菲诺·爱弥儿的教学总监刘菲则认为，要提高民营托育机构的竞争力，除了价格普通百姓能够接受外，还要从质量上让家长们觉得可以托付。她提到，我国幼儿园有评级制度，托育机构是否也可以参照评选？“首都师范大学一直在组织开展北京示范性托幼机构的评价，让备案型托幼机构和示范性托幼机构得以区分。希望将来能有更加全面和规范的托育机构评价体系。”刘菲说，这样既可以让家长在选择时有据可依，同时也可以对做得好的机构进行评比、奖励和补贴，以此促进企业发展。

“虽然这条路很难，但从这几年不断出台的各项政策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托育事业越来越重视。”两位负责人说，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专门提到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相信只要共同努力、坚持向前，托育事业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阳光大道。

群策群力的帮扶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生孩子，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各级政协委员也纷纷为此建言献策，助力最大程度释放生育潜力。

在不久前举行的新时代妇联工作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全国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国妇联印发了妇联系统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参与国家托育服务机构质量评估标准研究制定。启动实施“爱在开端0-6岁科学育儿社区家庭支持”项目，在全国200个社区探索实践早期家庭教育与托育服务相结合的有效模式。持续就促进妇女平等就业、发展托育服务建言献策，帮助家庭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刘筱敏提到，我国在0-3岁婴幼儿阶段的幼儿养育成本较高，质量却不高，迄今没有关于婴幼儿托幼服务发展的总体规划。建议建立我国婴幼儿托幼服务发展总体规划，持续加强0-3岁托育服务供给，构建宏观指导与精准施策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发展托育机构数量的同时，提高托育机构质量监管，完善正规专业教育体系建设，加强托育人员培养、培训。

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则认为，托育服务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政府应该承担起基本责任。“我国托育服务目前总体供给不足，以一线城市居多，没有体现普惠性。”谢文敏说，普及的托育服务能够为育龄妇女提供更强动力。因此，应增加托育服务供给，明确国家在公共托育服务中的主体责任，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符合领取生育补贴的婴幼儿托育服务纳入以公立机构为主的普惠型幼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