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新

《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在广州创刊，1851年底因故停刊，为当时著名的在华英文报刊。

裨治文等在华西方人士通过各种形式记录、报道他们所了解到的广州城，并在《中国丛报》陆续发表。特别是裨治文在该杂志所撰写的两个系列性报道——“广州介绍”与“广州漫步”，对广州城历史地理、风物人情、社会机构等有大量介绍，是观察西方视角下19世纪广州风貌的珍贵资料。

广州历史地理情况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8年间，广州以其“一口通商”的重要地位，成为清代中国接触外来世界的唯一窗口。在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报道中，广州也成为观察中国的重要城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作为19世纪最早的一批来华“看客”之一，其对广州的历史地理情况的表述较有代表性意义。

裨治文在1833年8月《中国丛报》开辟“广州介绍”专栏，第一篇从广州城的名称谈起，强调当地人将广州称为“省城”。在随后展开的地理区位描述中，裨治文将目光集中在珠江沿岸：“这座城市建在珠江的北岸，它位于距海大约60英里的内陆地区。商人们会从虎门（当地人将之视为珠江入海口以及内河起点）取道西北方向，便是达到首要港口——黄埔的最佳航线。”裨治文敏锐地聚焦“虎门”“黄埔”两个重要的港口地。可见，在其认知中，要认识广州城的地理区位，首先要认识到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裨治文在该文中还报道了广州的历史背景，介绍了这座具有超过4000年历史的城市。他先是概述了广州城市名称的演变，而后便介绍了该地自商代、周代、秦代、汉代、唐代、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元代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变迁。裨治文对明清时期之前的广州历史都介绍得较为客观，但在介绍明清时期的历史时，却极为简略，而是用较大的篇幅报道了清代统治者与“反清复明”势力在广州城的斗争。

在讨论广州城的文化意义时，裨治文以全球文明进程的视角，比较了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我们却非常难以准确地发现中国的城市属于怎样的类型、具有怎样的力量。中国的城市确实也很伟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广州是否对整个中华帝国产生了巨大而有益的影响，还是需要我们对其不同的机构、物产、面积、居民性格等方面作出具体调查之后，才能回答的。”裨治文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对中华文明表示了敬意，强调需要在科学调研基础上对广州的历史文化影响作出评价。

广州的街道与风俗人情

《中国丛报》记载了大量裨治文在广州街道的见闻，特别是对弃婴、无业游民及赌博现象有重点描述。

“广州漫步”系列文章记录的是广州的市井场景。1835年5月，裨治文发表该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叙述旷地、小河、海关、码头、拔火罐店、尼姑、“猪巷”（即新豆栏街）、卫兵室、旧中国街（即靖远街）、算命先生、新中国街（即同文街）。裨治文在1835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在广州富人住宅区及其附近街道散步时的见闻。他在1846年6月发表的该系列第九篇文章，曾对其所见的停尸房、伊斯兰教清真寺、城北风景、炮台、古堡、与众不同的墓地等城市风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广州城街道上的苦力，作为一种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势力群体，也给裨治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裨治文的描述中，这样的苦力群体大概有四五十人，经常在早晨甚至直到中午，出现在广州城的街道上、市场里或者城门角落处。裨治文认为这些闲散的苦力们，可以说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健康、健壮的男人，但却无所事事、在闲聊中消耗时光。裨治文认为，苦力闲散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在谈及广州城百姓的“斗蟋蟀”活动时，裨治文将其与欧洲民众的兴趣爱好加以比较，从侧面表达了对清代社会民众精神的愚昧性、半开化性的批判，裨治文称：“‘中央帝国’的子民们从未到过马德里的公牛斗兽场或其他任何西方世界，他们对于精彩绝伦的欧洲斗牛没有任何概念。如果中国民众胆敢切断公牛的头部，或者将这些动物中的一只捆绑起来并将其撕成碎片，他们会立即被清政府的禁令所处置，并会被佛教和尚送到地狱，被那里的怪兽撕碎。”同时，裨治文将风靡广州城的“斗蟋蟀”游戏评论为“这种方式的活动符合这样一个没有平等尊严的国家之体面”。

裨治文在对广州的这些叙述中充满了对清代世相的批判：民众缺乏公共观念，大量无业游民、地方强人和乞丐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隐患，民众愚昧且沉迷于赌博，但其中也不乏值得我们镜鉴的洞察。

广州的社会机构与场所

《中国丛报》当时还对广州城内的慈善救济机构、教育机构、佛教寺庙等展开了详细报道。这些报道的观察比较细致生动，而且通过对这些机构的介绍来分析清代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如裨治文在1833年10月于该刊发表的“广州介绍”第三篇文章中，即对广州的慈善救济机构（育婴堂、养慈院、麻风院）、广州教育状况（书院、科举考试、识字率）及佛教场所（光孝寺、海幢寺等）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裨治文报道了广州城的育婴堂、养慈院、麻风院等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财政来源是裨治文的关注焦点，其背后考量的其实是广州城市治理的程度问题。根据裨治文的统计，在形式上，上述三所广州慈善机构都是接受政府资助的。而养慈院和育婴堂的赞助款项，部分或全部来自那些将大米带到广州的外国船只所缴纳的税款。但在报道的最后，他的结论似乎并不太乐观：“名义上所有拨款都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其实每次拨款数额都少得可怜。”这种结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广州慈善机构运转不佳的状况。

裨治文对广州教育机构的报道着力较多。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官体制是支撑政府稳定的支柱。她的军队则完全不足以将众多且广泛的省份、地区统一起来，而正是这些省份和地区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范围”。在对广州教育机构的调研中，裨治文对广州地区私学、公学范围内的众多书院、清政府科举制度等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不乏自省式的论断，并且提到广州的教育机构多以科举入仕为目标。裨治文的表述虽有提及当时广东省城书院繁荣的文化环境，但对广州实际的教育普及程序并未作出较高的评价。

总的来说，《中国丛报》对广州城的报道是基于对广州方志等中文典籍的阅读与实地生活体验、观察等“在地”感受而做出的。虽然《中国丛报》在刊发的20年中始终关注对广州城的报道，但整体性的大篇幅报道更多集中在1840年之前。这一时期的来华西方人除了在地理、历史等方面报道广州知识以外，更从对广州街景、慈善机构、文化机构、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报道之中，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社会风俗人情、国家治理程度问题的认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