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文学作品，从《尘埃落定》《瞻对》到《蘑菇圈》《云中记》等，都始终蕴含着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生命意识的思考与探索，凝聚着深沉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本报记者就此专访阿来，请他讲述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
记者：您作为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做了哪些准备？有哪些您关注的社会热点？
阿来：一个有质量的提案，可能牵涉一个行业，或者牵涉社会的某一方面，光靠自己的印象或一些现象化感受，可能是不可靠的，还需要开展比较充分的调研，如此作为执政决策的参考或者社情民意的表达，才会更全面一些。
其实作为一名写作者，对诸多社会问题本就关注，其中就包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生命意识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它多样性、差异性的一面。就像过去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比较容易做到，而“美美与共”则需要思考，如何将各有个性的东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管是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还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都是值得关注的。我将来写作中所要侧重的，即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共性的表达。
还有生态问题，这是每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这也是我在写作中所始终关注的，并且所创作的相关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是这两年来，我打算创作一部有关三江源的作品，已基本走遍黄河、长江的中上游，今年6月起还将继续走完全程。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各行各业，我觉得最好的履职方式就是不脱离本职工作，将委员履职与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如果跨界太远，当然也能表达我们对社会的热情关注，但涉及专业问题到底不如业界人士更了解情况。还是希望能够在全国政协这一建言资政的平台上更严谨一些，提交的建议更有价值一些。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文学作品离不开生态，比如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也离不开故乡，作品中凝结着深厚的故乡情结……对于这些元素的印记，您是有意为之，还是一种自然而然？
阿来：肯定是有意为之的。如果只是自然而然，文学创作就很容易局限在个人的狭小生活经验中。每个人的经历或生活圈不会太大，个人的家庭、出生与生活的地域、从事的职业等，有时会为你提供方便，但也有可能把你拘束住。
刚才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实在我起初写作时，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但相关意识却已渗入我的思想中。比如我经常说我是藏族人，但同时我也经常说，我是中国人。在作品构建中，会思考与探索如何让每一个民族的人或每一个地区的人，与国家的意识、价值观产生关系。如果共性太少，那么何来“中华”？在我看来，不管哪个民族，其实都经历了一个共同体认同的过程，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始终充满活力，也是从中心地带开始一点一点扩展而来的，而且大家都认同这种文化。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我觉得一定要把这种历史的大趋势写出来。又比如，地球上不止有人类，还有其他生物。我们要生存生活，就要获取营养，要从动植物界去获取；还要得到干净的水源、新鲜的空气，也要靠生物界为我们塑造这种环境。所以要对生命充满尊重与爱护，而这种生命体不仅包括人。我们的作品有责任向公众发出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呼吁，这也是我长期要做的事情。
记者：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生命意识，在文学创作中，您经历了怎样的思考过程？
阿来：这两个话题是非常科学的话题，不是说你有热情，就能马上认识到，而是需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尤其是对我国国情进行充分了解，还要在理论上不断提升，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加深、不断开阔的过程。当然关注这些事情并不是单向的，不仅意味着个人在对社会尽一份责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也会得到丰富与提升。
早期写的《尘埃落定》，其实就包含了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土司制度从兴盛到崩溃，最后融入大的历史潮流当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构建的一个趋势的缩影。后来这本书得到了多方肯定，到今天依然畅销。《尘埃落定》中写了很多东西，包括人性，但是其中有一点，如果纯从社会学阐释，“傻子”的选择为什么都是正确的，那就是因为“傻子”的选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后来我写生态问题比较集中，比如“山珍”三部系列，写在藏区的虫草、蘑菇等这些消费社会的热销产品，除了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生活改善以外，对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对人性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这是这一系列作品所要挖掘的深层内容。
汶川地震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云中记》。过去也有很多有关地震的作品，写得也很好，写出了面对各种各样灾害时人的坚韧，写出了英雄主义。但是我不太满足，于是写《云中记》的时候，不仅要写出人的这种坚韧不拔以及英雄主义，还要写出地震以后的重建。这里的“重建”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人的社会的重建，包括重新修马路、盖房子，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合。但是只写这些还不够，还要写自然本身的修复，以及如何重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地震破坏的不光是人类社会，还有森林、河流等，不仅人类社会要恢复，自然生态也要恢复。写出这两层，我就能写得比别人更深一点、更远一点，这确实是我的一点小骄傲。《云中记》在前些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我感到很欣慰，不仅欣慰于奖项本身，更是因为我的这种努力被社会关注与重视，跟公众产生了共鸣。没有共鸣，哪有认可！所以我总想，当大家都想到“这”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更进一步。如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在满足于写多样性的同时，能不能寻找共性，共性在哪？还有灾后人跟自然关系的重建，我们一直称呼大地为母亲，但大地母亲不仅提供养分，也会发脾气。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的一种创作状态吗？您走访的这些地方，有哪些令您比较难忘的人和事？
阿来：我现在的创作状态很好。我走在哪，都会背着书。比如现在，我就背着两本书，一本书是我喜爱的《苏东坡全集》，20卷的全集我已经读到了第13卷。同时也带了另外一本书，一个外国人写有关生物圈问题的。
至于近期的创作，今年还会继续将三江源地区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完，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乡一个乡地行走与观察，然后创作一部以今天三江源现状为主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现状包含两个方向，自然与人文。比如大家都关注的自然生态，过去有一些损毁，今天实行的保护措施中，哪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哪些是我们科学认知可能还达不到的地方，哪些有待提高。但更重要还是关注当地老百姓，他们的生态认知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因生态变化产生了哪些变化，现在是什么情况。
文学写作本身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事情。就像三江源的走访中，都是一草一木一人等的具体观察，然后每天把笔记记录、调查材料都汇集起来。这部非虚构作品预计今年年底就能与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