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杨干华大概是1996年前后，珠海市作协大会上，时任《珠海文艺》主编杨创基，大家都尊称的阿基叔拍拍我手臂大声说：“这位是张超山。”面前这位平头白发的农民大叔温和地笑了：“张超山嘛，我看过你的小说。”我顿时受宠若惊，他是客家人，口音浓厚、清晰洪亮，中气十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他和蔼的笑容，像我的父亲一样，见面还没说话就先笑起来，让人感到格外温暖亲切。

杨干华说看过我的小说，说明他当时作为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对珠海的报纸杂志和文学生态是非常关注的。那时我刚毕业，分配到香洲特警队，每天除了巡逻训练就是写小说。我们当时的驻地是在夏美路香洲汽车总站后面的榕树头，到杨主席在桃园新村的公寓直线距离也就几百米。我上门拜访过杨主席，第一次在他家里看到“大碌竹”，我感到非常神奇，那是用大条粗竹制成的水烟筒，点烟丝，抽起来咕噜咕噜响，杨主席边抽边跟我谈文学，烟雾弥漫中，拿出他的长篇小说《天堂众生录》，在扉页右角写上“超山小弟”，签名送我。

1999年底，广东省作协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鲁迅文学院是文学的殿堂，喜欢文学的人都应该心驰神往，我自然很希望能够参加。当时我欣喜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去请示领导，领导说你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谁顶？况且现在大家都这么忙。我想想也是，澳门那时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大家都忙着这事呢。傻傻的我去找了单位的几个领导，看看可不可以换个“萝卜坑”，结果都是一样。明确了就回去好好工作吧。但心里很苦闷，我比较内向、自卑，不懂人情世故，就知道写小说。苦闷了一段时间，忽然想到了倍感亲切的杨干华主席，就试着给他打电话，杨主席用清朗爽快的客家话说：“去鲁迅文学院学习非常好啊，我帮你问一下！”放下电话，我感到非常开心，之前的苦闷马上一扫而光。于是开始天天等着消息，但过了几天还是没见动静，心想杨主席主持着全省的作协工作，是《作品》大刊主编，又是省政协委员，很多大事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过问我这点小事啊。接着我找了时任香洲区委书记的河源老乡丘树宏，丘树宏书记后来又成为中山市政协主席。丘书记爱才重才、乐于助人，他知道我这个“河源仔”喜欢写小说，就写了推荐信。过了一段时间，杨主席真的来了电话，事情一步一步地办好了，让我触动良多。感恩杨主席、丘书记他们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出名的文学青年的呵护。千禧之年，我如愿登上北京的列车，开启鲁迅文学院的学习之旅，杨主席特勉励我好好学习，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2001年春节，我学习回来，又到杨主席的住处拜访，杨主席非常开心，摆出一大堆年货来招待，我们整整聊了一个上午，我汇报了学习和创作情况，小说写了10多万字，其中两个短篇小说将在《中国作家》和《啄木鸟》杂志上发表。还有一些鲁迅文学院的趣事、各位任课老师的状况，杨主席听得很认真，偶尔还会插问一下，因为很多是他熟悉的朋友，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听，他多次讲起茨威格，讲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回去时，他送我到楼下，我记得那一天，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来，很温暖。大家又站着聊了好一阵。一个月后，忽然听到他离世的消息，我震惊得双脚发软。

此后与他的儿子杨子平渐渐多了联系，听子平讲话，有时感觉是见着他父亲，他们的声音都很相似，其实我非常想听他讲讲自己的父亲，讲讲他的长篇小说，杨干华在中国文坛大名鼎鼎，为人宽厚仁慈、光明磊落，他帮助过很多人，应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不过10多年过去了，我从没听他主动提起过，我一直感到不解，但也不好直问。前几年我的父亲走了，那时我交流到斗门镇上班，近百公里的路程，每天早出晚归，还常常加班，隔三岔五备勤，经常几天无法回家，有时好不容易早点下班，过了珠海大桥又接到紧急通知，立即掉头朝西奔跑，父亲病逝跟自己没有照顾好有莫大的关系，每一想起来，我就泪眼婆娑，好几年的时间，家人都不敢在我面前提起父亲。我开始理解了张枣的诗句，是的，“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也理解了子平为什么从来没主动说过自己的父亲。

（作者系作家，苏曼殊文学奖、中山图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