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都市民政局印发《关于支持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八条措施》（简称“社八条”），提出加强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优化社区基金会治理结构、畅通社区基金会资源运营渠道、创新社区基金会资金运作模式、支持社区基金会做大做强社区基金、加强社区基金会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社区基金会指导监督体系、支持社区基金会扩大社会影响力共8条措施。

据了解，成都市目前共有9家社区基金会，均为区级机构，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前，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9家社区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四川社区基金会发展网络，旨在推动全省社区基金会行业可持续发展。

业界普遍认为，成都此次“社八条”的出台，有利于推动社区基金会高质量发展，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优化治理结构

“社八条”明确规定，要加强社区基金会党组织建设。推动社区基金会建立运行规范、决策科学的现代公益慈善组织架构，理顺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权责关系，引导社区基金会依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成都市将规范社区基金会理事会、监事会人员选举（推举）流程，鼓励区（市）县社治委、民政部门负责同志经组织报批同意后担任社区基金会理事、监事。支持符合条件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代表进入理事会、监事会。畅通行业推荐机制，提高理事会、监事会中法律、财务、金融等专业人才占比。

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任大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践至今的一大治理疑难是：“作为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方和参与方，社治委、国有企业、基金会秘书处三者之间的关系与边界不清晰，3个不同的主体各自运行规则差异比较大。”

“对于这个问题，‘社八条’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来，但很重视形成解决问题的氛围，相关部门领导也很注重改变如今局面。”任大林说，“目前，包括我们在内，成都数家社区基金会恰好处于换届或主要负责人的变动期，基金会又进入了一个战略性决策的窗口。”

明晰社区基金会定位

作为目前成都市最年轻的一家社区基金会，在不到两年的业务发展过程中，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团队对于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发展、区级层面的慈善事业、社会创新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一定的困惑。在“社八条”征集意见的过程中，任大林曾提出，要明晰社区基金会的定位。

“社八条”提出要“发挥社区基金会枢纽平台作用”，任大林非常认可，他认为，区级层面基金会的核心优势不是直接到社区院落服务，而是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从社区基金会运行的基本方向来看，相关部门坚持了秘书处社会化方向的明晰定位。

“我认为，这是未来所有区级社区基金会都要走的一条路——社区基金会既不是纯粹的行政化，也不是纯粹的社会化，而是党建引领之下，行政指导的社会化。”任大林说。

在区级层面，面对百万级的常住人口和近百个社区，完全社会化的基金会三五人团队很难将“触角”及时伸到居民院落和小区，对需求的把握是不精准的，资源输送渠道是不健全的。社区发展治理相关的政策繁杂，牵涉到的部门多，仅仅依靠自身难以搞清楚全区的社区发展治理状况，定位难以准确，试错的成本高，建立信任的周期很长。

“有了行政化指导，可以借助社区治理从街道到社区的体系，与社区联系会更加紧密。可以更容易了解到最新社区发展治理的政策和发展态势，更加便利地与党政部门打交道，更容易与社区居委会和普通居民建立信任。”任大林说。

做大做强社区基金

早在社区基金会出现之前，成都市曾试水社区基金模式，大多是在慈善机构名下挂设社区基金，目前已有数百支社区基金，培养了一部分专业人才，对社区发展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成都市社区基金数量充足，但活跃度不足，收支规模较小，全市社区基金年收支平均额度不到3万元。社区基金成立的数量不少，但很多没有开展业务。此外，社区基金运作的规范性也有不足。

“社八条”提出支持社区基金会做大做强社区基金，力争在2024年底前全市城乡社区实现社区基金全覆盖。社区基金会应对社区基金的建立、使用、运行等建立规范流程，鼓励实行项目预付款制，提高社区基金会资金使用积极性。鼓励新成立的社区基金挂靠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引导镇（街道）、社区与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合作建立社区基金。

增添了社区基金会的“动力”后，社区基金发展将更加平衡。任大林认为，社区基金的发展路径应该市场化。“这意味着社区可以自主选择，如果需要公募资源，可以与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合作；社区也需要具体而微的精细服务，就可以找社区基金会。”

如何与ESG结合

“社八条”提出，支持将国有平台公司、上市企业对社区基金会的慈善捐赠、空间联营、志愿服务等纳入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这一规定无疑将助推企业向社区基金会提供资源。

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倡导型条款，是还需要探索的“自选动作”。任大林认为，社区基金会、社区发展与ESG结合，应该抓住问题的核心。“即企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社区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问题的解决能给企业和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等等。”

他举例说，成都市某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噪声、异味，造成周边居民生活不便，居民连续投诉，导致企业面临停工停产。居委会介入后摸准需求，一方面组织带领居民代表去企业督促改进；另一方面，补齐相关公共服务的短板。问题得到解决后，企业的负责人感动至深，向社区捐赠300万元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另一个案例是，成都市某银行拿出2600平方米的大厅，设立了3个工位的社区便民服务窗口，开辟了老人活动空间、退役军人活动空间、儿童活动空间等8个服务功能区，资助反诈骗宣传，开展一系列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自2018年至今，该空间服务了上万人次的居民，银行的收益表现在：个人业务从2018年的300个客户、3000万元存款增长到如今约7亿元的存款总额。银行在ESG报告中披露了与社区居委会的共建联合行动，产生了强关联。

这些案例表明，企业与社区的诉求和矛盾的解决，恰恰是社区基金会能够在ESG方面着力的关键点。任大林说：“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基金会联动，共同与企业接洽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