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是韦加宁教授逝世20周年。韦加宁生前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并作为第一人被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好医生”荣誉称号。为纪念传承韦加宁教授的精神，更好地为患者服务，4月16日下午，在积水潭骨科新进展论坛手外科分会场，举办了首届纪念专场演讲。韦加宁教授的儿子韦峰教授作为首届演讲嘉宾，带领与会同仁一起追忆了韦加宁教授的一生。
从医42年，父亲共完成5万多例手术，被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誉为“我国手术例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疗效最好的手外科专家”。他桃李满天下，先后为全国各地带教了四百多名手外科专业进修医生，其中多数已成为科主任及学科带头人。
2002年5月16日父亲被诊断为晚期胃癌，在重病期间他趴在医院的小餐桌上用顽强的毅力绘制了一部《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把自己一生的经验留给学生，并通过学生去帮助那些今后需要帮助的病人。2003年4月9日，他画完了最后一幅画，圆满“交卷”。3天后的凌晨他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平静、快乐地走完了一生。享年65岁。
在父亲4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始终把病人当亲人，把工作当乐趣，把医术当艺术，把一生献给党，他是人民的好医生。
父亲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业理想
说到父亲对我从医的影响，其实它伴随了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整个成长过程。每一件事，每一句话看似琐碎、随意，但却共同构建起了我一生的事业理想。
1973年我出生在积水潭医院，整个童年都是在积水潭医院的院子里度过的。每天上下学都会路过急诊室，看见各种各样的外伤病人。我还经常跑到父亲的病房里去玩儿，看见他总是被病人包围着。我家住在医院隔壁的宿舍大院里，晚上总有来家里寻医问诊的病人和进修的学生。看见父亲是一个那么被别人需要和敬仰的人，我从心里就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父亲一生救人无数，有许多的成就和荣誉。到了晚年，我觉得最令他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成了一名骨科医生。
2002年，父亲患病的时候我正在读党耕町教授的博士，课题是脊柱肿瘤。我们讨论过我专业发展方向的问题，能感觉出来他更希望我做普通脊柱专业。可能是担心肿瘤病人治不好，需要每天面对心情痛苦的病人和家属。在陪伴他患病治病的11个月里，我亲身体会到，肿瘤患者关注的不仅是生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在余下的日子里是生活在恐惧还是希望之中，而肿瘤医生就是给病人带去希望并一直陪伴他们到最后的那个人。为此，我最终选择了肿瘤专业。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想像父亲一样做别人不会做的手术，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虽然要付出特别大的辛劳，但每次听他谈起又做了一个多么难的手术，见他那么开心和满足的样子，我就特别想在未来的职业中体会到这种幸福感。
医生的成长是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路
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脊柱肿瘤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脊柱位置深在，周围都是重要的神经和血管，要把被肿瘤累及的椎体在不损伤肿瘤包膜的情况下完整地切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手术大，风险高，常常需要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在同龄的其他领域的医生早已可以独立手术的时候，我依然还在做助手。可我从来没有为此焦虑过，因为一直记得父亲对医生成长的描述，他说这是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路；学习的过程就是“采百家之花，酿自己的蜜”“每天进步一点点”。
所有看过父亲手术的人都会说，“看韦主任的手术简直是一种享受”“手术行云流水，像艺术一样”。怎么把手术做得行云流水一样呢？父亲有个有趣的理论。他不仅手术做得好，厨艺也好。为了节约时间，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好要做什么饭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最大程度的统筹优化。家里灶台上的油、酱油、醋和料酒瓶子都按固定的顺序摆放，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拿起来，也节省了时间。他常常教育我和他的学生，说这就是统筹学，别以为手术仅仅是在手术台上才能训练，生活是最好的训练场。因此，我也是做饭高手。我做手术也都会做详细的术前计划，把肿瘤的部位、手术的步骤、需要准备的东西、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都做在幻灯片里，发给每一个参与手术的人，包括麻醉师和手术室的护士，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要做什么。手术前再像放电影一样在心里把每个动作想一遍，手术真的可以做到行云流水。
所有人都赞叹父亲的手术图画得好，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训练的结果。
父亲练习绘画可能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参加下乡医疗队。他说，在农村做手术没有老师可以请教，就只能依靠解剖图谱了。图书馆的书不允许长期借阅，他就用3个月的时间把整本图谱临摹了下来，由此奠定了绘画的基础。积水潭医院有画图做手术记录的传统，他一直到晚年都坚持着自己画手术记录的习惯，一天的手术他经常要画到深夜。
脊柱手术不大容易通过钢笔画来记录，父亲就送了我一部数码相机。那时数码相机还是个新鲜物件，很贵，但我也从那时开始养成了收集病例的习惯。我会收集每一个脊柱肿瘤病人的影像学资料，对复杂的病例更会拍摄大量的术中照片，术后再将所有这些资料汇总成幻灯片，对术中照片做详细的标注，术后病人随访的片子再追加进去。这个习惯让我经验的积累特别快。对术中照片做标注就是对手术的回放，是印象加深的过程，许多技术改进的灵感就是在制作幻灯片的时候产生的。而且我会把这些资料及时更新到网盘里面，分享给团队里的医生和来进修的医生们，让这些病例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更要坚持医生最本真的使命
在我从医的岁月中，父亲陪伴我的时间并不长。我在独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不少磨难，也有迷茫和无助的时候，最终都是靠父亲的精神走出困惑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我记得最近一次感到迷茫是几年前。我的同事兼挚友问了我一个扎心的问题。他说，韦峰你做了这么多大手术、难手术，有什么创新吗？我认真地想了一下，没有，因为肿瘤的无瘤切除是外科肿瘤切除的普遍原则，我只不过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了脊柱上。具体的方法，大都也是从那些我敬仰的大师的文献中学来的。我的理想甚至就是能重复出这些大师的每一件作品。在这个提倡创新的年代，在创新的卡尺下，我做的一切好像突然失去了意义。我努力回忆父亲，希望能找到启发和安慰。
父亲是个绝顶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无线电、五金活儿，木工活儿做得特别漂亮，姐姐和我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他在广西农村长大，抓条蛇剥了皮就能做出一个二胡来，而且会拉；后来又无师自通地学会拉小提琴。手术上，他不仅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而且发明并亲手制作了大量康复支具。要是在今天，他一定是拥有专利最多的医生。想到这些我更痛苦了，感觉和他的差距好大。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妈妈说过一段话。她说，你爸爸在他的同龄人中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比如，那个世界第一例同体断足移植的点子就是李良平叔叔想出来的，但你爸爸却是唯一一个能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想到这儿我一下子释然了，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那个把原则执行到病人身上的人，什么时候的战争都需要工兵。如果我能让病人术后的复发率再低一些，让手术变得再安全一些，我就满足了。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年轻医生面对责任和压力，要坚持医生最本真的使命，并从中获得滋养自己心灵的平静与快乐，像韦加宁医生一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