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李岫编选的《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读到“概述”里的一段话：“1938年德文版《子夜》序言，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德译者弗朗茨·库恩根据1933年开明版，改书名为《黄昏的上海》，在德累斯顿出版了德文版《子夜》全译本。这个德译本在我们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无馆藏，现在见到的这个版本是巴金同志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后送给茅盾同志的，书的扉页上有‘送给雁冰先生’字样，我们应该感谢巴金同志为我们保存了这份难得的史料。”
读完这段话，不由得要问，巴金是什么时候购得此书的？为何巴金要送书给茅盾？
“意外”的译本
众所周知，巴金是作家，也是编辑家、翻译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藏书家。巴金嗜书如命，从年轻时候起就养成了买书、藏书的习惯。20世纪50~60年代“文革”前，老上海的古旧市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里看书购书，惬意至极。他购书极为讲究，目标对象多为现代文学珍品和外文书刊。这本德译版的《子夜》——《黄昏的上海》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购得的。
巴金购书，除了自己珍藏之外，也会赠送与人。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书是给人看的，有了好书就是要让大家分享。当时作家之间似乎形成一种默契，好书不分彼此，相互赠送交流，在巴金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中就包括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老舍、曹禺等许多友人，自然也包括了茅盾，如20世纪50年代茅盾赠送巴金的十卷本《茅盾文集》签名本。
巴金赠书茅盾，除了“默契”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茅盾的敬重，在他的心底，他一直是将茅盾视为“先生”和“老师”。发现这本德文版的《子夜》，巴金的反应当然是惊喜又意外，而茅盾呢，接受巴金的赠书，料想同样也是如此。
搜寻相关资料，茅盾从未谈及过这个译本。40年后的1978年又有一个新的译本《子夜》出版，译者是沃尔夫冈·顾彬，也是德国的一位汉学家，茅盾为其写了一篇短文《致德国读者》，里面也只字未提40年前的这个译本。按说，茅盾可以稍微“借题发挥”一下，但他没有这么做。
可能是因为茅盾本人对这个译本的陌生，并且从中发现了什么？碍于他是被译介的作者，所以不作任何表示。
这个“意外”还真是个意外，果然是译本出了“问题”，想必巴金也看出来了，赠送茅盾，显然是出于尊重。
译本的“问题”
那么这本让巴金、茅盾都感觉“意外”的译本，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出在哪？
库恩在1938年5月的德文版《〈子夜〉前记》里有一段文字：“德文本《子夜》是欧洲第一个译本，也是包括十九章在内的整个原作的完整译本，只有在书的开头部分，由于编辑的原因，删去了大约10页偏重经济理论闲谈的场面，这一部分的译稿存放于出版社档案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时查阅。”同时，他还写道：“1930年是蒋介石及其夫人于1934年发动‘新生活’改革运动的前四年。这部小说描写的事态，也许有助于这个重要的革新运动的建立。”
译本从一开始就陷入“问题”的泥沼。为什么要删去开头部分“经济理论的闲谈场面”，当然绝非库恩所说的“编辑的原因”那么简单。这一部分是作家借吴老太爷之死，有意安排的一个特定场景，将书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提取出来，通过他们的“闲谈”，带来各路的消息，目的在于为以后各章节的展开铺设线索。这是一种巧妙设计，更是一种逻辑代入，将其删去，当然拆解了原书的构架。库恩完全无视这种“闲谈”背后的联系。
《子夜》新译本的译者沃尔夫冈·顾彬就曾直接指出：“他（指库恩）常常以创造性的才能，大段大段地对原书加以概述或总括，并进行章节方面的移植和调动，”甚至拟出“各章节的标题，以及可以帮助读者领略全书概貌的，置于各章之前的人物表。”这种改动损害了原书格局，从形式上讲变得不伦不类。
有瑕疵但珍贵的译本
不仅如此，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因素以及库恩对这部作品理解的局限性（或曰指导思想），译本的思想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将吴荪甫的发展民族工业与1934年蒋介石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牵扯在一起，认为吴荪甫最后败走，心中仍装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暗指蒋介石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说，《子夜》所寓意的“黎明的曙光”非结尾处所暗示的中国工农红军汹涌澎湃、日益壮大的力量。同时又因为“二战”前后纳粹时代的缘故，书中的某些革命者形象也被改变了面目，成了“苏俄特务”分子，一些关系到工人罢工斗争的场面也被作了技术上的处理变化。种种这些，可以说伤筋动骨，失去了原味。
库恩如此毫无顾忌地删削修改，不说他的译作面目全非，至少也是“伤痕累累”，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已故学者叶子铭先生1982年在他的一篇书话文章里提到在美国见到的泛滥的中国盗版书（其中包括茅盾作品）。但新译本作者顾彬又解释，认为似乎只有这样，译本“才能在纳粹时代获得出版许可”。这位新译本的作者顾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力求自己的译作不犯同样错误，更逼近于原作或更忠实于原作。真是“前车之鉴”，“时代”决定译作“命运”。
弗朗茨·库恩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的媒介人”，翻译过《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注重内在表达且符合本国读者阅读需求。他自称，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促成了他的这本译作。只可惜这本译作是残缺的、有瑕疵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它又是珍贵的，因为它第一次向西方国家介绍和展示了茅盾的这部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无疑是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开拓工作。
当然译本的发现，巴金功不可没。茅盾的“缄默”，更可以理解。现在这个译本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内。
（作者系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