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早春，中国大地万象更新，远在台湾的祖父恢复了与他相隔30年的儿女们的通信联系，随后即在当年暑假于香港有了一周时间的首次会亲重逢。1981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祖父听闻此消息以后，甚为欣喜和安慰，“知道你考进了北京大学，而且有志研习中国古典文学，那是我十分喜欢的事。”“你们的古典文献专业，据你报告，课程应该是注重在本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上，这是正确的。”

在我上大学前后，祖父命我给他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并多次给我写回信，对我的读书学习进行具体指导。说实在的，18岁的我对于从未见过面的86岁高龄的祖父的来信，对于来自海峡对岸大学问家的论学指津，那种信赖和认知的程度，也是一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免不了荒疏和蹉跎。如今对照当年的谆谆教诲，深悔自己的不够努力；面对近年来网络上比较多转抄的“钱穆给孙女钱婉约的书信”片段，也是不无惭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祖父钱穆（1895-190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高中学历，18岁起在无锡、苏州、厦门等地，做小学、中学老师近18年，这期间他励志勤学苦读，精研学问。1930年，他所写《刘向歆父子年谱》一篇长文，辨章学术，截断众流，显示了深湛的考据功力和思想识断，经同乡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引起学界一时推崇。因而转入大学任教。前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江南大学等校任教，成为民国时期知名的历史学教授。祖父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又到台湾，任教台湾中华文化书院博士班。他生前怀念牵挂家乡，去世后，经家属联系故乡政府、协助寻找墓地，终于在1992年魂归故里，安葬在苏州太湖之滨洞庭西山的俞家渡石皮山上。

《钱穆（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共56种著作，近1700万字，有台湾联经版54册和大陆九州版70册两种版本。另外，商务印书馆、九州出版社还出版了很多单行本。近十年来，祖父的著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专业研究者以及社会各阶层读者的阅读与喜爱。

切近而言，如何读书，如何阅读中国传统的文史经典，祖父当年对大学生的我的读书指导，如果将它分享给今天更多的青年学生，应该也是有益处的吧。所以，我就权且放下不安的心情，从四个方面分享介绍于下。

第一，推荐四书庄老《史记》七部经典，作为国学入门必读。

大学一年级时，我读了祖父的《论语新解》，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肯定了我将《论语新解》与《四书集注》《十三经概论》并读的做法，并告诉我说：

“《论语新解》则尽可读，读后有解有不解，须隔一时再读，则所解自增，最好能背诵《论语》本文，积年多读，则自能背诵，能背诵后，则其中深义自会体悟。”

“《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以《朱子集注章句》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庄老外，该读《史记》。”（1981年12月6日信）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熟读背诵功夫，这里的“诵”，应该就是传统记诵之学的“诵”，就是要反复出声朗读，直到熟读成诵，可以背出来。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寄寓在中国经典和一切古籍深处，若不能深入阅读经典，就不容易认识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精神与意义价值。反过来，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化真精神、大传统没有很好的认识，也不能真正读懂中国经典。所以，阅读经典名著名篇，须一读再读反复读，直到成诵；须全读而不宜选读。

《论语》不必说必须通读，《史记》也必须全读：

“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1981年12月6日信）

网上有文章传说，钱穆先生让他的孙女背诵《史记》，大概就是由此而发，其实只是说对于“能解和爱读处……盼能背诵”。可惜，大学时代的我并没有很好体会祖父的用心，也没能切实力行地背诵下这七部经典中的多少名篇名章。

第二，诗读全集，散文读名篇，提升自己的心性修养。

对于古典诗词的热爱，从小学、中学自己购买《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以及在父亲书架上翻看《唐宋诗举要》就已经开始。我入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以后，也是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要籍导读”等课程。祖父鼓励说“每日熟诵一两首，是人生一大乐事。”可以先读《唐诗三百首》，上推《诗经》下及陶渊明诗。特别是，他说，读诗建议读专人诗集，挑喜欢的人，读完一人，再读一人。如《陶渊明集》，这是祖父最喜爱和最推崇的个人诗集。读诗集的好处可以想见其人，结合生平际遇，更能品味诗人之心性与思想境界。

读散文，则尽可不读全集，只挑自己喜欢的名篇，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选几十篇诵读。能熟读散文名篇，则读一切古人书就容易深入。

“能诵读唐宋诗词亦佳，又贵能推广及于唐宋韩欧八大家之古文，不必通读全集，能选择自己懂得的又喜欢的诵读数十篇，莫急切，只求有入门处。”（1982年7月28日信）

第三，读书为学不可过早地分门别类，以免自设藩篱，自限聪明。

大学三年级时，因为我写了一篇对古诗词中“白日”的辨析文章，信中告诉他，却遭到他的批评指正。他来信说“读书贵能从深处大处留心，如你所举‘白日’二字，并无深意可求，勿多操心，免入歧途。”更从大处说，不要因“专治文学”一念，自设藩篱，自限聪明。

“并须勿分门别类，如专治文学一念，即可限制自己的一切聪明……读书先当求其大者远者，如先限一文学观念来读书，便使自己进步不大。”（1983年1月8日）

学问本来是人生人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写照和结晶，古代学术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祖父自己的学问更是兼涉四部，于经史子集都有论著，因此他也被称为“国学宗师”。祖父对于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过于重视“分门别类”的学科发展理念是有异议的。他在《中国思想史》等书中，经常说到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有“通天人，合内外”“推崇博通，不奖励专家”等特点，这些特点和倾向反映在传统中国人的为学追求与学问境界上。比如现在我们看诗人杜甫、文人韩愈、书法家颜真卿、画家吴道子，似乎分别是诗、文、书、画各专门领域的翘楚，其实他们在唐代，却首先都是“蕴蓄充盈”的名相重臣，是一个个博通广大的人。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艺术等学科领域，不能忽视这一历史事实，不能仅仅就诗论诗，就画论画。专深为途径，博通为宗旨，祖父的这个思想观念，与现代学术界普遍实行学科分类、培养专门人才的理念与做法，自然是有所区别的。

第四，读中国经典，贵在“切问近思”“反求诸己”。

祖父给我的好几封信中，多处提及阅读《论语》，并把学习《论语》与自我心性人格的成长以及人类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说：

“《论语》一书最当反复细诵，盼朝夕在手，日诵二一章即可。自己学问长进，则所得亦随而长进。绝非一览可尽，亦非欲速能达，幸加留意。”（1982年3月30日信）

“《论语》一书，涵义甚深，该反求诸己，配合当前所处的世界，逐一思考，则更可深得。重要当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终身受用无穷。”（1982年7月28日信）

大学一年级的我，当时并不能完全领悟信中这些命题和“配合当下所处世界”等说法，但“在自己做人上”，以《论语》里的“子曰”教诲、朱子阐释作为修身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和滋养性情，则多少是有意识这样去做的。我博士毕业后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给本科生开设一门“中国文化要籍导读”，所讲内容就主要针对但不限于上述七部国学经典。年复一年，自己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反复研读，加深体悟。同时，也以“切问近思”“反求诸己”来启发我的学生。将知与行相结合，将修身融入求知，关注当下社会文化、人类前途。

2018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在大学中文学科中加强国学经典教学的思考》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期刊上，这是我对长年置身其中的大学中文学科教研的一点反思和建议，包括现在的这篇小文在内，都算是我对接受“祖父教我读经典”的一番教育，在40年后向社会的一个回报吧。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