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选编的《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出版。本书精选了陈漱渝珍藏的他与茅盾、钱锺书、沈从文、唐弢等第一代鲁迅研究学人、现当代文坛名家、鲁迅亲朋的书信集，考证了现当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本报记者采访陈漱渝，请他讲述本书的出版及其思考。
选编《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
记者：近日由您选编的《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出版，请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
陈漱渝：这本书筛选了89位著名人士的书信289封，笔谈的主要内容是鲁迅研究，但也涉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的文学活动，以及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些重要社团（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重要人士（如杨度），可供广大文史爱好者参考。
记者：您在选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考虑？
陈漱渝：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因自学鲁迅著作，以及后来参与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和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我向鲁迅亲属及有关鲁迅研究专家请教，留下了一批书信，内容属学术性，作者是大名家，公诸于世比秘藏于室更有社会意义。
将手书文字转换为电子文本极不容易。这种专业书籍想看的人多，愿自己掏钱买的人少，所以出版之后仍存在营销风险。好在我跟出版方编辑、出版这本书目的都十分纯正，并不计较利害得失。
留存珍贵的学术史料
记者：您编选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陈漱渝：我今年83岁，自然会想到有生之年有什么事情要抓紧办。我是一个靠工资生活的文人，绝不会在身后引发什么财产纠纷，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保留了一些名人信札；如果流失损毁，恐怕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损失。这时恰巧有出版人要出版它，我感到是一次机遇，也是一种缘分，就签约了。但未料想整理起来这么艰难，为辨识一个字往往要四处请教，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记者：在您整理书信的过程中，再回看您与前辈学人的交往、通信，相信有很多难忘的故事。能不能简要讲述一些？
陈漱渝：凡是在我生活道路上扶持过我的人，我都不会忘记。我向这些名人写信求教时，开始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后来是鲁迅研究队伍的一员新兵，但他们都用“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帮助我。1980年，我写了一本《许广平的一生》，想请后来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书名，因为宋庆龄是鲁迅的战友，也是许广平的朋友。但此时宋庆龄的右手两度受伤，手腕无法使用毛笔，就通过他的友人陈翰笙告诉我，要我去请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代题。我去找廖梦醒时，她正在吃晚饭。听说宋庆龄有此建议，立即放下筷子，当时就挥毫题写了书名。宋庆龄致陈翰笙的原函，就影印在这部书信集的卷首。
胡愈之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请教时他已80多岁。老人家不但写信回复我的问题，而且还请我去他家恳谈。我出版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就是胡愈老题写的书名。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曾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晚年视力很差，为了奖掖后进，他也为我的《鲁迅史实新探》题写了书名。教育家顾明远是周建老的女婿，本书收录了两封顾明远函，都是由周建老口授，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令我感动的还有魏建功先生。他是语言文字学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本书所收他回复我的两封信长达5000多字，都是用毛笔书写，也成了我藏信中的珍品。
为前辈学人的精神所感召
记者：这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的出版，有着怎样的意义？
陈漱渝：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它的学术性。有朋友收到我的赠书后说：“大作收到。”我连忙声明：“这不是我的大作，而是别人的大作。”我讲的“别人”，主要是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或其他领域的前辈学者，以及一些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同时代人中有茅盾、胡风、江绍原、楼适夷、李霁野、梅志、聂绀弩、沈从文、夏衍、萧三、杨霁云、川岛、萧军、徐懋庸、许钦文等，向他们求教，现在来看可以叫作“抢救活资料”，他们的历史记忆有很多并未见诸书籍读物，公之于众可以让读者与有关文字记载相互补充，相互对照。书信作者中还有很多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如李何林、唐弢、钱谷融、贾植芳、钱锺书、戈宝权、朱正、钟惦棐、林辰、陈涌等。他们的书信，既有学术史价值，也是研究他们本人的第一手资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开始换笔，电子邮件取代了传统书信。所以，纸质书信也就成了“不可再生”文物，纸张要防晒、防潮、防虫，保质期有限。“纸墨寿于金石”，所以公开出版也利于这批学术书信的保存。
记者：第一代鲁迅研究学人给您的影响是什么？这对当下的年轻学者有哪些启示？
陈漱渝：编选这部书信选的过程中，我深为这些前辈学人提携后进的忘我精神和自我奉献精神所感召，不仅在学术上深受教益，而且学到了应该如何做人。我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之后，以这些前辈为楷范，也乐于助人。凡来信必复，尽我所知所能，也从不将史料秘藏于室，据为己有。这些前辈治学态度也时时鞭策我，但至今差距仍然很大。比如这本书整理的文字和添加的注释中也偶有错误，使我深深自责。校勘、注释中的错误都属于学术硬伤，必须承认自己知识有缺陷，治学不严谨。从治学和做人这两方面，我必须向这些前辈终身学习，以报答他们的恩泽于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