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7月20日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赞扬了他们为中国科普事业作出的贡献，并期望广大科技工作者未来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科普事业。作为一名有着一定科普实践经验的政协委员，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寄语感受深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科普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公众获取科普知识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科普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程度前所未有，我国的科普事业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科普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由于准入门槛的降低，科普产品良莠不齐的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出现错误科学知识和伪科学流行的情况，提高科普产品的质量成为科普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此外，传统科普产品聚焦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多数科普产品提供者缺乏一线科研经历，这导致科普产品在科学底层逻辑、科学实践过程和科学思维方式等方面缺乏很好的呈现，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于聚焦于知识传播的传统科普而言，这些问题就更加凸显。

由于古生物学专业易于科普的原因，这一学科成为基础科学当中的科普排头兵。我的许多地质古生物学同行积极投身科普事业，像年近九旬的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院士和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西北大学教授舒德干院士都是科普事业的热心参与者，他们甚至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了科普账号，吸引了大量对地球科学和古生物学感兴趣的青少年及其他科普爱好者。像汪品先和舒德干院士这样的杰出科技工作者，由于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他们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对科学本身的认知，有着远超普通科普工作者的深度。他们参与和从事科普工作，能够更好地传播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弘扬科学家精神，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全民科学素质提高的目标。

在这些年中，我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有许多收获。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特意告诉我，他虽然不是一个古生物学者，但他最终选择从事科学研究作为职业，和很多年前，他听我作的一次古生物学科普报告有关。好的科普会影响青少年的人生选择，这是我在科普实践过程中领悟到的。

这些年来的科普实践，让我逐渐体会到，新时代科普需要我们探索更好的科普方式，需要触及科学的底层，让公众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在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和弘扬精神等方面积极发力，还需要大力推动科学思维的培养和科学文化的传播。

科学思维的核心是实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科学证伪理论，到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这些科学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无一不证实，科学发展的核心是发现问题、是质疑和批判、是发现坚实的科学证据。在科普实践中，我也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内容，通过自己亲身研究经历，给听众展现科研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激烈而友好的争论，展现解决科学问题的途径是找到可信的科学证据。我发现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演讲结束后，我甚至碰到过只有七八岁的小孩认真地告诉我，他明白了什么是科学证据；还记得有一个叫曾浩然的小学生，在听完我的科普报告后，特意把他理解的有关科学争论的内容制成小视频，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

2019年我在《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若干具体建议的提案》中，就鼓励科技人员参与科普、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以及加大科普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尤其是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科普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有助于解决科普事业发展中遇到的质量问题，也将推动科普聚焦方向的转变，更好地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对教育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出了许多新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从总体上而言，还需要不断深化。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突出了我国教育体制需要深度改革的紧迫性，尤其是需要把教育的重点从知识掌握转向思维培训和能力建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科学普及也需要同样的转向，科学普及也需要从聚焦科学知识的传播转向强调科学思维的培养。毋庸置疑，鼓励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科普活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时代科普事业需要科技人员更多更深入地参与。通过更有效地推动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两翼协同发展，我们才能更快地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云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