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善中小学治理体系，健全学生权益保护机制，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1年12月27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当越来越多的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等成为“法治副校长”，中小学校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学生权益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学校安全管理和依法治理等项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开展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助力学校安全管理、维护学生权益……近年来，“法治副校长”工作格外引人关注，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走上这一岗位，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校园里的“特殊老师”和“特别法治课”
“大家知道除了电话，还有哪些电信诈骗手段吗？”暑假前，宁波市江北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法治副校长”陶星星律师走进校园，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防诈骗法治教育课。
课堂上，陶星星首先对电信诈骗的手段进行了介绍和普及，并以案释法，帮助同学们识别生活中常见的诈骗套路，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天上不会掉馅饼，路上不会长黄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打钱先联系；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小心；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要做到；冒充老师公检法，提防骗子在演戏；不贪小心免是非，快快乐乐过好日。”在朗朗上口的防骗小口诀中，同学们了解了反诈骗知识，提高了识骗、防骗意识和应对处置能力。
“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校园安全教育尤为重要。”宁波江北区政协常委、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肖辉在担任“法治副校长”后，会在法治进校园的过程中结合真实案例，以及案例中所体现的责任后果进行讲解，让孩子们知道其中的风险所在，避免事故发生。
除了入校普法，宁波的“法治副校长”还会根据自己的职业特性，努力引导未成年人不要误入歧途。有学生因父母长期在外工作，疏于教育，无故旷学旷课，与社会闲杂人员混在一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学校“法治副校长”、辖区派出所所长第一时间联系了学生和家长，进行谈心谈话。同时，组织学校成立关爱小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不仅是沿海发达地区，在西部省份，“法治副校长”的足迹也走遍了校园内外。
“如果有人告诉你，在网上刷一单能赚10元钱，你会不会去刷？”“我不敢，如果去刷了单，可能我妈银行卡里的1万元钱就被盗走了，我妈会收拾我。”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杨佳作为灵武市第五小学的“法治副校长”，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精彩有趣的反诈课。精心设计的问题和妙语连珠的回答，引得现场600余名师生笑声连连。
“我的工作就是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选取近年来典型的青少年犯罪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案释法，引导同学们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和安全防护知识来保护自己及身边同学。”杨佳说，自担任“法治副校长”以来，她已进行了多次授课，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引路学生健康成长，亦是“法治副校长”的意义和价值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不仅要传授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品格。当越来越多的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成为“法治副校长”，他们在为学生们带去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这项工作更深层的意义和价值。
“每次我到学校开展活动，和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都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信任。”厦门市同安区政协委员，民盟盟员、同安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游凤娘担任辖区学校“法治副校长”以来，经常和同安区检察院“同心未爱”未检工作团队的成员一起，到学校开展预防校园欺凌、防性侵等内容的普法宣传。游凤娘说，帮助需要教育、挽救的未成年人是未检检察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更希望能够通过到学校宣讲，把问题化解在萌芽阶段。
游凤娘介绍，除了讲课，她和团队成员会在上课时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小卡片，让大家在上面倾诉一些和法律相关的疑问和心声。“这些卡片只有我们这些‘法治副校长’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会在上面写自己受到校园欺凌的遭遇，我们就会根据这些线索和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关注相关情况。”游凤娘说，作为一线的办案检察官，她经常以案说法，把现实中办过的案件、一些“问题少年”的成长轨迹，用真心、真情讲述出来，给学生们看不好的一面也讲好的一面，引导他们自己去思考和分辨。
“我们和学生不只讲案件，更多的是通过案件和他们讲人生，告诉他们要怎样有意义地去过这一生。能感觉到，我们的宣讲对学生的触动还是很大的。”在作为“法治副校长”和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游凤娘也在思考，如何在法律之外，让学生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我们去学校讲一次课，可能在学生们的心里只是泛起一点涟漪，但如果我们坚持做下去，某一点的触动也许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范博见从2019年开始，一直在昌平区马池口中学担任“法治副校长”。期间，她利用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方式，引入青少年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再结合具体的案例解析，向学生们讲授法律知识。同时，她还围绕学生的校园生活，让大家了解常见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表现和危害，知道防范和应对犯罪行为的主要措施和方法，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范博见说起，有一次，她给学生们做关于民法典的普法讲座。散场后，一个男孩过来问她，离婚时，法院会怎么判孩子的抚养权。“虽然男孩没有告诉我是谁要离婚，但从他紧张的表情里，我已经猜出几分。”范博见说，她给男孩介绍了法院处理离婚纠纷中子女抚养问题的程序规定和实体规定，比如需要尊重8周岁子女的真实意愿等。还和他分享了如何与父母沟通，以及如何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方法和技巧。“我跟这个孩子聊了很久，感觉他离开的时候心情好了不少。平时都是对学校所有学生开展法治宣传，很偶然的机会，能够帮到需要帮助的个别同学，也让我感受到作为‘法治副校长’的另一种存在价值。其实，相较于成年人，学生们有着较强的规则意识和学习能力，只要用心地加以教育和引导，便能茁壮成长。”
建立机制、形成合力，让“法治副校长”发挥更大作用
兼职“法治副校长”制度作为教育管理的助推器，在加强学校师生权益保护、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法治副校长”配备不均衡、缺乏积极性、履职途径较为单一等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杨升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法治副校长”的工作职责有明确要求，但无论是派出单位还是学校，考核机制都不健全，导致出现“入不入校一个样、尽不尽责一个样、履不履职一个样”的情况，无法发挥“法治副校长”最大作用，影响了工作成效。
杨升认为，相关部门应建立“法治副校长”工作评价机制，对其工作情况作出评价，作为学校和派出单位业绩考核、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法治副校长”派出机关也要密切合作，完善“法治副校长”工作职责，从而达到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办法》要求，派出机关、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有关规定，为在偏远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地区学校任职的‘法治副校长’给予食宿、交通等补助，但目前落实得并不好。”贺兰县政协委员建议教育部门可以给予学校一定的专项工作经费，用于表彰优秀的“法治副校长”。同时，加大资金保障，将“法治副校长”的补助纳入教育部门年度预算，制定偏远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地区“法治副校长”住宿费、交通补助费发放办法，按次足额发放补助，保障其开展工作。
“按照《办法》中的内容，‘法治副校长’主要有6方面的职责。但从目前来看，大多数‘法治副校长’仅限于开展法治宣传。在参与安全管理、保护学生权益、实施或者指导实施教育惩戒等方面做得还不够。”游凤娘谈到，“法治副校长”在与学校的联系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如果学校不主动提供线索，“法治副校长”就难以开展学生权益保护工作。但其实，“法治副校长”在这些工作上本大有可为。“以教育惩戒为例，如果学校能够提供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名单，我们就能够以检察官的身份对学生和家长进行训诫和家庭教育指导。从以往的实践来看，这种严肃的训诫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另外，由于没有刚性约束，有些学校对“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积极性也有限。对此，游凤娘建议设立“法治副校长”信箱，钥匙由“法治副校长”保管，定时开启。这样既可以获得学生权益保护的线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学生隐私，从而让“法治副校长”更好地履行职责。
作为宁波江北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校长，宁波市政协委员姚芸娣发现，随着“法治副校长”工作的推行，青少年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但由于学生数量较多，很难做到每个人都现场参与。“我们也尝试着结合线上观看的方式让‘法治副校长’进行授课，但还是少了实效性与互动性。”为此，姚芸娣希望能增加“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频率，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以专业力量加强学生的法治教育，共筑平安校园防线。
范博见也建议拓展法治教育形式，除法治讲座外，可以借助法院公开日活动，将法庭作为法治教育基地，邀请学生旁听案件审理，或者组织模拟法庭等。还可以拍摄一部分与学生有关的如“反校园欺凌”“反毒品”等内容的法治教育微电影或录制上述内容的网络课程向学生播放，以用于日常的法治教育工作。另外，可以提前与学校对接，了解和采集学校与师生需求，确定法治教育内容，提供精准化服务，从而提升工作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