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字构成，即“人在草木间”，说明饮茶本身即蕴含人与自然的融合之道。

饮茶之所本无固定要求，但自然成为人们最为崇尚的饮茶环境。从唐宋文人于室外的松石间品茗，到明代营建茶寮（即茶舍），文人愈发重视饮茶空间的营造。

《茶经》“九·之略”记载，在寒食节前后现场采摘、制作茶叶，制茶用的七种工具可以省略；在山石松林、泉水溪流间煎茶，复杂的茶具亦可省略，传达出制茶、饮茶重天然的内涵。宋代《撵茶图》《春宴图》《文会图》等画描绘了文人饮茶的自然之趣。即便是宴会，也如《春宴图》一般在室外空间举行，雅趣胜于喧嚣。

明代茶画描绘的饮茶环境更为具象。唐寅《事茗图》描绘一处建于山水中的茅草屋，画中主人在此品茗、静候挚友，童仆在一旁起火烧水。身居自然、远离喧闹的环境，传达了画家与世无争、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

画中描绘的饮茶草屋，多建于山水中，应是明代文人热衷营建的专门茶舍，即茶寮。文人精心营建的茶寮，是一种具有自然意味的意象空间，他们在此品茗、独坐、会友，与自我对话，在天地神游。

清代皇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文人对饮茶空间的追求。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移天缩地在君怀”，模仿江南名胜在北方兴建皇家园林，其中就包括乾隆皇帝营建的多处茶舍。

千尺雪茶舍，模仿自明代名士赵宧光于苏州寒山营建的别墅，其内千尺雪一景，飞瀑如雪，天下闻名，可在此观瀑布飞舞，听溪流清音。这样的饮茶环境，既表达出道法自然、融入天地的和合观念，也体现了乾隆皇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饮茶将不同族群和不同人联系起来，并促进了相互关系的融合。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多发现有茶相关遗存，各民族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饮茶风俗，并渐趋融合一体。在辽、金、元、清代，饮茶风俗表现的民族融合尤为明显。

墓室壁画和器具显示，辽地的饮茶风俗，最初学习唐人的茶法，到北宋晚期已与宋人饮茶方式、器用大体相同。

金代饮茶之风兴盛，茗饮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在宋、辽文化的影响下，女真人形成“先汤后茶”的待客习俗，并融入礼仪制度。金人的饮茶方式和所用器具几乎完全学习北宋。元代蒙古贵族的饮茶方式，既包括汉地特征明显的直接冲点茶末，也包括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混饮茶与酥油。

饮茶风俗的融合趋同，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反映了多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饮茶习惯成为各阶层的生活必需，更是深入劳动、休闲、礼仪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画面左下角，手艺人行李担上满装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件曲柄汤瓶，为点茶用茶瓶；清代张恺《升平演乐图轴》，表现了梨园优伶排练的场景，桌上摆放茶壶、茶盏，供他们休息时饮用；清代喻兰《仕女清娱图册》、紫檀木边画玻璃人物图挂屏，分别表现了仕女、老者怡然自得的休闲饮茶生活；早在宋代，茶已明确进入祭祀等礼仪活动中；清代宫廷使用的乾隆款白玉碗，玉碗盒内有清宫黄签，书“孝陵白玉碗”，可知此玉茶碗为顺治皇帝陵寝祭器。

正是由于饮茶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皇帝的饮茶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描绘乾隆皇帝着汉装坐于茶舍中。茶舍内陈设由上古时期的玉璧、三代铜器、汉代嘉量、宋明瓷器等古董组成，传达出乾隆皇帝典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象。

茶文化推进了不同人、不同族群关系的融合，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内地至边陲，都市至乡野，庙堂至民间，茶香点亮美好生活，助人践行修身、齐家之法，承载着中国社会中的秩序与和谐。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