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香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廖承志一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廖承志的三重身份

廖承志在香港时身兼三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同时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还是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建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建议由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办事处。1937年10月，毛泽东与廖承志进行长谈：“统战工作很重要，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谈话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三项职责：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主张；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提供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动态向中央报告。

1938年1月初，廖承志抵达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刚开始在宋庆龄家中开会和办公，后来会址设在西摩道21号。保盟积极开展工作，广泛联络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敌寇的英雄事迹，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廖承志充分发挥“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大同盟”的作用，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地方党的协助下，发动香港海员工会、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学生赈济会、晨钟社等团体进行义卖募捐；一方面广泛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为了方便华侨捐款的接收，廖承志通过他在华比银行任副经理的表妹夫邓文钊，在华比银行开设账户，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

1938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的指示，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由曾生、周伯明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

此外，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成立、发展、壮大均与廖承志的支持、帮助、组织密不可分。廖承志发起和领导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为建立和发展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的贡献。

何香凝参与了“所有救济活动”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廖仲恺、何香凝带廖梦醒和廖承志去孙中山家道贺。廖梦醒说：“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廖承志也尊敬地称宋庆龄为叔婆。他说：“叔婆，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中国大同盟以来我姐姐和我尊称她的专用语。”

“保盟”由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梦醒任办公室主任。廖梦醒担任“保盟”的办公室主任，目标主要有2个方面内容：（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从世界各地募集捐款、医药物资，在香港的三年多时间里，共送出120多吨医疗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平均每个月送出3吨。华侨每捐一笔款，何香凝就送一幅画。宋庆龄曾说，抗战时期，何香凝参加了我举办的所有救济活动。宋庆龄每收到一笔捐款就会在捐款收据上签名。甚至许多人为了得到她的签名而捐款，为此宋庆龄“磨硬了自己的手指”。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宋庆龄表示何香凝参与了自己组织的所有募捐活动。

邓文钊亏钱办《华商报》

1941年2月10日，在《新华日报》受国民党压迫、其他在港媒体被收买的情况下，廖承志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华商晚报》。由邓文钊等做老板。”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

廖承志让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办报。办报方针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

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持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吁，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为了增强华商寓意，头版正中还刊载了何东爵士题词“唤醒侨胞”。

《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到8月底，《华商报》成为香港晚报销量王者，超过5500份。

廖承志表示，《华商报》开办迄今（8月）由邓文钊出资本，由于稿酬丰厚，每个月亏损3500港币。为了弥补亏空，邓文钊用2万港币购买香港科学印务公司，同时和陈嘉庚合作准备筹办日报。胡绳曾评价邓文钊：“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华商报》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国民党对《华商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压迫取缔，一是由戴笠出面向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时提出取缔《华商报》的要求；二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由比利时政府向华比银行施压，逼迫邓氏兄弟停止督印《华商报》；三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不给《华商报》发通讯稿，并企图破坏其与印刷厂关系。廖承志针对国民党的破坏，一方面请宋庆龄与俞允时沟通，另一方面请周恩来与英方进行沟通协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九龙机场。《华商报》连日发表社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8日发表社论《一致打倒日寇》，9日发表宋庆龄文章《战争来到香港》，号召对法西斯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11日发表社论《为反侵略加紧团结》，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停刊。

（作者单位：中共惠州市惠城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