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来临,不由想到贺年卡。
曾经有一个朋友,全家人外出旅游时,在家里最显眼的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和50元钱,上写:梁上君子,知你光顾,想来也不易,这点小钱请笑纳,但请不要翻动室内其他东西。
朋友是一介文人,家中除了若干册书比较显眼,并无金银细软,要说并不是怕贼偷,而是怕贼进了门,把家里翻个底朝天,特别是那些书。贼会以为书里面藏有东西,如果一无所获,说不定还会撕书毁书。那朋友出门数次,因此数次都留一张纸条,好在并无人光顾,但他仍然每次照留不误。
相比之下我显然是有所疏忽。那些年我住在武汉东湖旁省文联的院子里,那里比起繁闹的市中心,像汉口的六渡桥,汉阳的琴台、武昌的司门口那些地方,要清静得多。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外与一位导演商讨电影《男人河》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改编来自我的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突然接到省文联办公室电话,说我家中被盗,不由大吃一惊!
急忙赶回家,门前已有警察在查看,门却是大敞着,门锁被撬开了。那门是木头门,锁本是嵌进去的,眼前被人掏空了,犹如老鼠啃过,屋里的景象让我顿时后悔,没像朋友那样写一张字条。书柜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堆满了从抽屉里倒出的书报杂志、钢笔圆珠笔、发卡卷笔刀等等。梁上君子从这堆杂物里精心挑走了我女儿的压岁钱和当月的伙食钱,另加装有没照完胶卷的傻瓜相机,一堆称得上首饰的真假项链。这位来访的“君子”收获不大,而且最要紧的是他在没有太多收获的情况下,没有恼羞成怒撕书。
翻乱的书报中,留下了一堆贺年卡。
我心里也就没有懊丧。据到家查看的警察说,这位梁上君子的手法很是“专业”,显然是精于此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道非盗也。于是我也写上一张字条,放在门前,唯愿来过我家的梁上君子,不管何许人也,赶快改行做点别的,光明正大。日后见了面,我不认得你,你却认得我,大家都是普通人,相逢一笑,岂不快哉!
那天我蹲在那儿,将贺年卡一张张捡起来,那是多年积攒下来的。收到的时候看一看便放在那里,日子长了,也就淡忘了,但这时一张张看去,却是有趣得很。
各式各样的贺年卡,带着朋友们百般祝福万分情意,让人眼花缭乱,简易的、折叠的,图案简单的,一打开就有音乐奏响的;有雪花飞舞,瀑布流泻,层层转动的,五光十色。女儿也凑过来跟我一起翻看,她们学校也兴写贺年卡,有好几年她和同学相互之间乐此不疲,买卡填卡送卡,也存有好些。
我给女儿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贺年卡,那时住的是平房大院,小孩子成群结队,平时自己邀伴上学、玩耍,用不着大人管。逢年过节大人们见了面问声好,说拜年拜年;小孩们则是将各自家中的吃食带出来,换着吃,香喷喷的玉米花红薯片儿,自家炒的花生瓜子,也算是贺年吧。离得远的亲戚朋友会有书信往来,8分钱的邮票,把新年的祝福都粘到里面了。
后来渐渐地,年过得精致起来,书信少了,都开始用贺年卡,可以在邮局购得现成的明信片,填写地址,在背面写上吉祥,也可在书店或报亭买更花式一些的。但每年收到的贺年卡,能让人记住的却不一定就是精美的。
记得1987年岁末,我在北京参加青创会,住在京丰宾馆。京城下了一场大雪,元旦前的夜晚,纷纷扬扬的雪花遮掩了房屋道路,从窗户望出去,天地一片空寥洁白。夜里11点多,突然有人轻轻敲门,并轻轻地说:“服务员。”我心想这么晚了会有什么事呢?打开门,却是一位身着洁白工作服的女服务员,满脸怡人的微笑,递上一张纸片。却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恭正地写着两行钢笔字:“祝你新年快乐!四楼服务员”。
随后听她沿着走廊一一敲着房门,然后轻轻地说:“服务员,祝您新年快乐!”我拿着那张薄纸片,心里却有厚厚的感动。事后得知此举并非宾馆有意所为,如果那样,宾馆会印制一批哪怕是最简易的贺年卡,那只是四楼的几位年轻服务员,在新年将至的夜晚爱心闪动的灵感。然而,我很想让他们知道,这张普通的纸片会被人一直保存着,每每整理书信卡片,看见它,眼睛便会随之一热。
那年刚进12月,便开始收到贺年卡,第一张贺年卡来自北京的女作家杨菁,16开,颇厚,没打开时还以为是一本画册,打开来却是一份精美的贺年卡。封面是刺绣的,大朵的鲜花,试想绣线要织在麻布上,再贴上纸,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我与杨菁相识多年,她这人本真率性,平时不爱写信,但每逢年节总会有记挂,贺年卡也带着她的豪放。我想着也给她回寄一张,女儿说她会做,用彩笔勾勒了小兔小狗,说兔儿善良,而那年是狗年,正好。我跟她合作愉快,我帮她粘好内页,女儿写上了一句话:“每一个梦中,都有一些温暖。”我刮着女儿的鼻子,说你这是抄人家的吧。女儿正在上小学,说不在乎是不是抄的,而在于是不是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我想小孩子说的是真话。只要能表达出一份真诚祝福就好。
年年岁岁的,自从有了手机,新年祝福的方式也就更新换代,纸质的书信基本绝迹,贺年卡之类的也都少了。但仍然会收到一些难得的祝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里倍显珍贵。年逾百岁的老作家马识途年轻时曾在湖北恩施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曾以当年的革命经历为素材写出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马老怀着对那片土地的深情,时常给恩施一些相识的人送去祝福。我曾在恩施生活工作多年,自认识马老之后,也好几年收到老人以刚劲书法写的“福”字,特别是去年疫情未平之时,得到马老红纸上书写的大“福”,顿感一股暖流在胸中回荡,立刻添了精气神。
还有一张特别的贺年卡来自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先生,也是让人惊喜不已。我曾撰写了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的长篇报告文学《粲然》,其中写到了曾担任我国首部最大科学装置项目顾问的李政道。《粲然》一书出版之后,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寄给了李先生。岁末之时,图书馆的朋友寄来一张李政道先生亲自手绘的贺年卡,正面是一束清雅的玉兰花,并写有给我的祝福。而在2022年岁末之时,再次收到了李政道先生的贺年卡,上写:“祝新年胜旧,岁欢喜,人长安”。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令人敬仰的马识途先生已过110岁寿辰,李政道先生也已度过97岁华诞,我也很想手绘一张贺年卡,敬赠给两位先生,表达我的祝福,亦祝所有的朋友:新年胜旧,岁欢喜,人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