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是提出使用现代标点符号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5月，用文言文写了《标点之革新》一文，发表在《学艺》杂志第3卷上，提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

接着，1918年5月号的《新青年》杂志响应了陈望道的号召，在该期《新青年》杂志上，除了全部用白话文外，还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

不久，陈望道又写了《新式标点的用法》，发表于1919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1至5号上。1919年11月29日，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一份《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1920年2月，当时的教育部以第53号训令的形式通令全国采用、推广标点符号。

鲁迅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倡议不仅热烈拥护，而且在写作中积极地加以使用。对于推广和使用标点符号的艰难历程，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写道：“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推广和使用标点符号的真实情况。

当时，有些新文学作家在使用省略号时，往往任意延伸，有的作家写一个省略号竟长达大半页之多，好像有什么神秘似的，对于此种怪现象，鲁迅在《“……”“□□□□”论补》一文中写道：“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地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在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重视标点符号，在支付作者的稿费时，大都要把标点符号和空格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

有一次，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翻译一本书，他事先得知这个出版社不支付标点符号和空格的稿费，于是，就干脆把已完成的译稿从头到尾连接起来，不让稿纸上有一个空格，既不分章节、段落，也不加标点符号。译稿寄出去的几天后，出版社就把鲁迅的这份译稿退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让鲁迅分出章节、段落，再加上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符号，可见标点符号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数了。”那家出版社没有办法，只好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把标点符号和空格也都支付了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