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沈从文而言，徐志摩无疑是他创作路上遇到的“贵人”。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平，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每天清晨，他匆匆啃几口冰冷的馒头，就赶着去听课。课余时间，他不停地写作，但投出去的稿子，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沈从文的生活一时陷入了困顿。

1925年10月，鼎鼎有名的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沈从文，很喜欢其作品中的文字之美、意境之美和静穆之美。于是，就在当月刊发了沈从文的3篇作品。之后，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又从他那里取回一摞稿子。次月，徐志摩又刊发沈从文各类作品达7篇之多。当时，《晨报》非常有影响，徐志摩的这份提携和看重，对于举步维艰的沈从文来说，真可谓是“及时雨”。

有一次，徐志摩从编辑部先前的废稿里，扒出了沈从文的散文稿《市集》，认为这是一篇“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刊发时，他情难自禁地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徐志摩的扶植和奖掖，使沈从文慢慢在文坛立住了脚跟。不久，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合集《鸭子》；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

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念念不忘。他曾感慨道：“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1935年，沈从文在自己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组织了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他在“附记”里写道：“死者的诗歌与散文，兼有秀倩与华丽，文字惊人眩目，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