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中国人寿金融中心艺术鉴赏中心黄之永先生收藏展上，陈列着一把泛黄的黄炎培的折扇扇面。黄炎培曾孙黄之永说，这是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使用过的一把折扇的扇面“延安去”，折扇现藏于其父亲黄观鸿（黄万里之子）家里，这是第一次公开展出，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飞下延安城外山”

扇面上清晣可见当时黄炎培用毛笔在扇面上写下《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等诗歌。

6月29日，“得通知，准一日晨八时启程赴延安。整理行李，理发。”黄炎培做好了去延安的积极准备。

7月1日，“九点三十五分起飞”“机从晴明天空中北行，白云朵朵现出萧闲姿态，沿着一曲一折之嘉陵江直线前进，十一时既过，机升高至八千五百公尺，则秦岭山脉来矣。”黄炎培记叙道“自重庆至延安，空程四百五十英里，每小时行一百二十里。”黄炎培在机上鸟瞰大地，“川陕山川原野，回不相同。”

“过西安竟不及觉，既抵延安上空，从万山之隙，直飞而下降也，少顷，欢迎者成群而来。”对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临机场迎接的场面，黄炎培一行受宠若惊。

飞机缓缓地停在了停机坪上，搭上舷梯，黄炎培一行走下舷梯，毛泽东招招手，迎上前，双手紧握着黄炎培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主席，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啊！”“前（1920年5月的一天）曾见过，尚是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会议中。”毛泽东笑着说：“您在演讲中说中国有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这令黄炎培感动不已。

扇面上《延安去》共六首，其（一）曰：“欢迎！欢迎！左一起，右一起，在探听他们行踪。都祝这一行成功。问成功有望么？有！有！团结，杀敌，民主，建国，理同，心同。谁也不为谁，为的是可爱的国家，可恨的敌人，和可怜的民众。”（二）曰：“‘只要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我相信是从真诚和理智发出的诺言……”

下午黄炎培等即展开了参观考察，所见所闻，兴奋不已，夜不能寐，日记中欣然写道“廿四时就枕，如在巴窗白月下。”

“相传有客过茅台”

2日，天刚露出鱼肚白，黄炎培清晨五时起，作七律一首《自重庆之延安》。扇面上写道：“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泪欲潸。”

“下午，访毛主席于其宅杨家岭，六人（参政员）述来意后畅述意见。”会见在大会堂后边的一间会客室里进行。

会客室墙壁上挂着几幅画，黄炎培惊奇地发现自己当年题在沈叔羊先生画上的《茅台诗》：“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现在连诗带画挂在这里，令黄炎培倍感亲切。

“晚，中国共产党中央部招餐”，招待黄炎培等。餐后，“入民众教育会开欢迎晚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富春主持，周恩来致欢迎词，强调民主和团结。黄炎培致答词说：“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促成全国团结而努力”。

3日，“午后十五时，毛主席等约来续谈。”20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去到黄炎培等下榻的招待所，续谈“国民大会停止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提出政治会议之组织；政治会议之性质；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会晤至晚上23时半。

4日，黄炎培和冷御秋二人与毛泽东长谈，反对主观主义、正统主义。“到毛泽东家，为第三次正式商谈。”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几次促膝长谈，关系亲密。黄炎培把谈话内容也写在了扇面上。《延安去》（六）写道：“‘洋八股一文不值，党八股更万要不得。’‘打倒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回到实际工作里。’‘我们向老百姓学习。’‘不反对取租，但须减租。’‘不反对取息，但须减息。’”

扇面中部，黄炎培赋七律“……操戈只招红羊惨，驱魅应须白日明；料得十洲城下日，沈阳一夕悔佳兵。”并盖有自己的印章，表达浓浓的爱国情怀。

黄炎培说：“来去延安五日，亲听得明明白白。最大的要求是什么？是民主，是团结。一致地这样说。”

在延安，一切都让黄炎培等感觉新鲜，如韬奋书店、新市场、新建筑、供应总店、商店、医院、学校、医科大学、延安大学、附中、自然科学研究院、拥军公约、联合木器厂、货币、妇女的装饰等，街道整洁，卫生干净，处处不同。

延安大街上写的黑板报，一是报告卫生，二是解放区的意见箱，直接提意见，民主氛围十分浓厚。

五天的考察结束了。5日，“午十二时到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送上机。十二时五十分起飞，三时半大雨中抵重庆。”

“延安归来”

回渝后，由黄炎培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于8月10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20000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有人劝阻黄炎培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他坦然地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秉笔直记所见所闻和所交谈，绝对不加渲染，但一看就感觉到共产党完全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在书中写道：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就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窑洞对”的“历史周期率”对话。

“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黄炎培写道。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民建成立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