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报社邀请我去口述报纸筹备和初创时期的情况，还刊登了好几篇我写的回忆文章。但事后仍感言犹未尽，于是单写老报人、人民政协报筹备和初创时期的实际主持人之一——张西洛老前辈二三事，其工作态度和精神兴许仍有不少参学作用。

“他可是一个热心人啊！”

我从1982年参与筹办和1983年创刊《人民政协报》，1995年调回全国政协机关，在报社连续工作十多年。当时的人民政协报从周一刊到周三刊（含周末版），发稿量和影响力都无法与今日相比。报纸的起点从一开始就是很高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办报的决定是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和中央统战部申报中宣部，又由中宣部申报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因此报头由时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题写；第二、在创刊5年左右时，报纸发行量从3万升至20万份，其中副刊和专稿都是约请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各界知名人士所撰写；第三、《人民政协报》首任总编辑萨空了，副总编辑徐亦安、张西洛，编委徐盈，全部是老报人，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就是知名记者、名编辑和主编。

本文要说的张西洛老前辈，在1939年就是赴延安专访毛泽东主席的三位重庆名记者之一，他当时是《新民报》名记者。采访文章在当时的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新中国成立后，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注释中点出张西洛的大名。

1998年7月7日晚间，我在香港拜访84岁高龄的田一明（益民）委员，田老谈话的一开头便询问我1978年2月政协全国委员会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直属组委员现在还有哪几位健在。我扳着指头对他说：“仙逝居多，健在居少。”又一一列举了人名，最后说：“张西洛委员也不幸病逝了！”田老听了我的这句话，立即打断插话：“你说什么？张西洛去世了？什么病？”我回答说：“他是6月29日病逝的。张老因患膀胱癌多次住院，多次动手术，由于生性乐观，渡过了一次次难关。这次重病住院，癌症扩散，没法治了……”田老听罢长叹一声：“唉！张西洛是老记者、老统战，他可是一个热心人啊！”

田老的话虽是脱口而出，却是有感而发且恰如其分的。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我是政协（特邀）分组的小组秘书之一。这个组的政协委员有几个特点：一是大部分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贤达或在历史上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二是大部分人无党派，其生活供给关系在全国政协机关；三是大部分人都参加平时由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组织的政协直属小组每周二至三次的学习。张西洛是当时少数与这三个特点无关的委员之一。但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之后，张西洛立即成为经常出席会议的政协直属组的学习成员。

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张西洛是新委员，他的工作热情体现在方方面面。他十分了解政协直属组大多数委员的历史背景，在工作中他是能沟通组长、组员和小组秘书之间的人物。记者的职业特点十分突出，他脑勤、手勤、腿勤，信息灵通且乐于传播。由于他年纪较轻，在生活上十分勤快地照顾年长的委员，因此委员中有人戏称他是本组的“秘书长”。尤其是向上反映情况，凡需要委员出面且要求迅速，大家都公推张西洛，他从不推辞。

“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年迈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老部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李维汉同志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想办一张宣传统一战线的报纸，始终未能实现，这个心愿现在怎么样，能不能兑现？当时主持统战部和政协日常领导工作的刘澜涛很赞同他的建议，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正式组织、运作起来，彭友今、孙起孟、萨空了、聂真等领导同志积极实施这件事。但在物色实际负责筹办报纸的人员时，当时政协机关有过办报刊经历的司局级的干部均表示难以承担这一重任。

张西洛得知政协要办报的消息，在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表示：“办报不难，只要领导重视，政协这么大的机关，给些人、给点钱，一张报纸就办起来了。现在的政协机关领导如彭友今、萨空了，有经验、有水平，由他们来主管，还能有多大的困难克服不了？如果需要我，我虽然年过花甲，身体尚健，很愿意为政协办报出力！”我作为小组秘书，立即将张西洛的意见反映给聂真，他听了很高兴。事后得知，彭友今、萨空了都很熟悉张西洛，他们很快将此事报告刘澜涛，刘澜涛不日便找张西洛谈话，倾听他对政协办报的意见。

此后很快，张西洛便从《光明日报》调到政协，由于办报审批手续尚未完成，先请张西洛担任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当时实际酝酿筹办报纸的工作一直是政协学委会办公室在进行，时任学委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宋德敏、朱真、傅随贤等先后操办。朱作霖、张一道和我等人是学委会办公室的干部，也具体参与过一些讨论、起草工作。

张西洛到任时，报名已确定为“人民政协报”（此前曾酝酿过另外几个报名如“协商时报”“民主论坛报”等），审批件已送到中央。张西洛工作抓得很具体，在编辑部人员组成方面，他首先点了在政协机关工作的4位同志名字，希望能调到编辑部参加筹备工作。实际上到了中央审批同意创办《人民政协报》、正式筹办两期试刊（1982年11月出版）时，张西洛只要到我一个人。但办试刊时，彭友今秘书长和萨空了副秘书长（兼人民政协报社总编辑）已从光明日报社调入徐亦安，徐亦安也是张西洛的老同事，二位被任命为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

张西洛一直呼吁人手不够，全国政协机关从1982年新分配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要了一位同志。实际上《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前的两期试刊，就是由张西洛具体领导组稿和采访，我负责一至三版，另一同志负责四版副刊，徐亦安审编稿件并直接动手画大样。在1983年4月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后，才陆续从外单位调入十多位同志，当时戏称“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报社编委会组成，除了萨空了、徐亦安、张西洛，还增加了老报人徐盈。

“你看，我们的责任有多重啊！”

张西洛同志对报社工作人员的要求，是3句话：一是政治责任感，二是革命事业心，三是“一个萝卜两个坑”。前两句话不用多解释，当然十分重要。这第三句话，不仅对当时报社人员太少有直接的针对性，而且包含着他认为报纸工作者应该是多面手，“能文能武”，报社人员应“少而精”的指导思想。

当时人民政协报创刊在即，我正忙于采写各种稿件，张西洛让我到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办刊号，他在交代我办理工作的细则后说：“报社就这几个人，还没有配备专事出版发行的人，你就放下手头的稿子，跑一趟吧。”

报刊发行局的一位副局长审视着我递给他的报纸审批复印件，他一边翻着报刊登记号的前几页一边说：“我们的刊号是插花着往外发的，30号之前，只有2号是空的，1号是人民日报，既然你们的报纸是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就不要放到30号之后去插花了，2号这个空了好久的位置就给你们吧！”我心里十分高兴。回报社我向张西洛交差，汇报了登记刊号的事情，他立即说：“你看人家多重视，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创办人民政协报，我们的责任有多重啊！”

值得一提的是报社领导层的团结合作。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报社成立党组，萨空了同志任书记，徐亦安、徐盈同志是党组成员。报社编委会的组成，除了这三位，还有张西洛。报社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徐亦安和张西洛两人，因此他们的团结合作是报社工作运转通畅顺利的关键。

徐亦安和张西洛是老同事，但性格迥异，都有较强的个性，常常对有的问题发生争论，甚至彼此动了气。一开始，我很为这种情景担心，但不久就发现，今天争得面红耳赤，明天依然相互交谈，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争执一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位老同志都一心一意地扑在报纸的工作上，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从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发生这样、那样的明争暗斗。

由于徐亦安、张西洛两位领导带了团结、合作的好头，当时报社下边的同志在这方面相互间的是是非非也大大减少。因为这，我同报社不少老同志一样，将长久怀念离开我们多年的徐亦安同志和张西洛同志。

张西洛同志是我在报纸工作上最早的也是最直接的引路人和支持者，是我的好兄长和好老师。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