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汪曾祺家中藏书不菲，他常常从尘封的书架上找到《岭表录异》和《岭外代答》两本老版书，看得津津有味，阅读的内容远超出他的年龄段。祖父见这个长孙如此好学，寄希望于他日后能出人头地，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给他讲解儒家经典《论语》，且隔天出一个题目，要他写文体叫“义”的作文，解释所学《论语》的内容，这对汪曾祺提高文论水准不无帮助。

汪曾祺对读书作文很有兴趣、不觉枯燥。上小学时，他的国文成绩很好，一直名列全班第一，时常得到老师好评，这当然离不开长辈和老师的悉心指导。中学时期，为避日寇扫荡，全家躲到乡下一个庵里，汪曾祺除了带数理化教材，还带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选集》两本文学书籍，反复阅读，领悟精髓，立志走文学创作之路，磨砺几十载，终成大家。他晚年回忆：“一个人能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事的语文教员很有关系。”

汪曾祺读书很杂，不局限于读古人诗词，文学书籍，而是广读博览，开阔视野。“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这是他的读书之道。他列举读杂书的种种好处：“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第三，可以学习语言；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像反映节令风物民俗的《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讲述草木虫鱼的《昆虫记》《植物名实图考》《花镜》，好看而不迂腐的学问著作《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以及书论、画论等，他都涉猎过。

汪曾祺买书很“吝啬”：他买书重内容、轻表皮，看重书的性价比。他热衷于买的是“一折八扣书”，用标价8%的实价，购得一本仅印白文、没有注释、几无标点的薄册子，像《断肠词》《板桥杂记》等笔记小说、旧诗词集和名人旧轶。买回家躺在床上，边吃粉盐豆边读，岂不快哉！

汪曾祺喜欢到旧书摊淘书。在上海，曾买过“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却又值得纪念的地摊书《陶庵梦忆》《董解元西厢记》。他下放张家口沙岭子时，在镇上的新华书店意外发现《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古籍，如获至宝地按“不贵”的原价买下，挑灯夜读。他也归纳了廉价书的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

汪曾祺最主要的书源是借阅。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期间，好几个图书馆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有时伴着系图书馆的窗外坟地“细乐”，通宵达旦阅读。同学之间传阅书刊，恩师更是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从文书架上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文学书籍，他基本都借阅过。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汪曾祺之所以写小说只写短篇，不写中长篇，不能不说其中有契诃夫的影响。

为什么读书？汪曾祺直言不讳：“是为了写作。”汪曾祺选择的职业，注定一辈子与书报脱不了干系，通过阅读借鉴，充实自己、了解信息、培养情趣，文、字、画、戏、烹都有涉及，路子越走越宽。可谓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