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从留学哈佛时就开始写日记，57年从未间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共21卷，其中16卷是日记，共约900万字。

竺可桢的日记内容驳杂，涉及社会文化、气象地质、识才育人、抗战救国、科教兴国等诸多方面，而且记载非常详细，见人见事，成为后世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宝贵史料。例如，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返回浙江大学，一路盯着车上的里程表，测算着南京到杭州距离，连见到多少交通工具都记下来：“共见自行车七、驴三、运货车六、公共汽车八、小车十二、包车四。”

每天记载天气、物候情况，是竺可桢日记的“必选动作”。天气如何、温度多少、风向湿度怎样，什么时间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绿叶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作为一名气象学家，这不仅仅是他的日常琐记，也是他研究的数据来源。即使到了临终前一天，他依然用颤抖的手在病床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东风1-2级，最低-7℃，最高-1℃。”此时他已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只好依据气象局的报告作了记录，还特意注上信息来源“局报”两字。

竺可桢日记有着论文般的严谨认真，不论是日记格式还是内容，均处处彰显着一丝不苟、求是求真的科学家精神。“求是”是竺可桢为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他对“求是”二字最精辟的解读。为了完成这种品格砥砺，竺可桢常常在日记里自省、检讨自己。有人写诗称赞竺可桢：

滴水欲穿石，万事需恒持。

问天孰能道？求是可为之。

日日家国计，科教救亡时。

物候常有变，君心未见移。

每当更换日记本时，竺可桢都会在扉页上抄录古诗词勉励自己。1965年5月7日，他抄录了陆游的七绝《冬夜读书示子聿》；1966年元旦又抄写了岳飞《满江红》中的词句。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2017年，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竺可桢家人向浙江大学捐赠了竺可桢存世的全部日记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