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简称“普惠性服务”），回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高层次需求，是国民福利水平升级的体现。与基本公共服务相比，普惠性服务的供需矛盾更突出，传统公益性服务的方式不适用，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探索行之有效的服务建设运营模式。实践中应当及时发现问题，厘清含混的观念认识，释放市场潜能，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普惠性服务行稳致远。为此，建议：

首先，要澄清认识。

一是理解普惠性服务的“公益性”。政府提供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其“公益性”体现在需要政府予以公共资源的保障，包括配置公共资源（如公用场地）、财政投入（设施建设及运营补贴等），但并非“不得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需要采取以政府有限合理的投入、由市场化运营的模式，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实现服务。

二是松“低价”之箍。低价，并非必须低于市场价，而是一种“平价”，“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相当”。因财政的投入，普惠目标人还享受到服务补助（如优惠券），即为“低价”。但此“优惠”受当地财力限制，因此低价有下限。只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遵循市场规律，无须价格干预，合理的“低价”自在其中。

三是厘定“购买服务”边界。明确：买方出资，包括了各级投入的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的总和；购买内容，是指定要求的、经营机构所能提供的部分服务，并非也无法买断其全部经营成果。在此基本共识下，政府部门与经营主体各司其职、各得其利，在满足购买协议的前提下，承认经营主体获取经营溢出的利益。

其次，要改进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方式。

一是显化普惠性服务的公共投入。各级政府补贴、奖励，公共资源配备，及其他相关费用支出等，都应统筹计入公共投入，并规范各项普惠性服务的年度支出及其用项。让各级财力投入的用项明白、投入可控，确保政府投入不偏离服务目的。购买的服务可核算、成本锁定，经营主体的得益与责任清晰，也可避免其推诿经营不善的责任。

二是完善“服务协议”。包括明确：财政投入数额、方式，公共资源配置的内容、使用形式；“普惠”服务的水准（按照当地财政及公共资源可承担的能力，由市场价格来推算，协商设定）；普惠目标人群优惠的力度（由公共资源和财政投入等加权折算价位），并规定优惠在目标群体享用服务之时兑现，即目标人才能享“低价”，以防止服务目标失准。

三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财政投入和场地、设施协调落实等之外，还要对各项能够加大服务供给的建设需要（如连锁经营、老人助餐之中央厨房配备等）予以积极支持。同时，要更加注重运营监管，包括监督服务协议执行，还针对服务类型倾斜式加强特别监管，如老人助餐，要优先保障食材可靠、餐品安全，防止价格欺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