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是刘半农命运大转折的一年，细细探究起来，几乎就是靠着一篇文章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1912年3月，刘半农与其弟刘天华到上海谋生，在开明剧社任编辑；1913年春，转职在中华书局任编译员。1912年到1916年，刘半农除了做编辑，另外写了多篇言情小说，给当时的出版物投稿，赚取稿费过日子。但1916年寒冬来临之际，报社停业整顿，剧社因故停业，刘半农的编辑工作也走到了尽头，兄弟二人在最困难时，一件棉袍轮流穿着外出，蹒跚在寒冬里。无奈之下，刘半农带着弟弟、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女儿落魄地回到江阴老家，生活非常拮据，只能靠变卖家什和借贷度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段时间，常州当地豆业老板、开明人士刘润赓在位于焦溪南街70号的刘氏宗祠，创办了新文化实业学校（又称“焦溪西校”），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和新式知识。经常州府中学堂（今江苏省常州中学前身）屠元博校长向刘润赓推荐，刘半农兄弟于1917年春节后，即赴焦溪西校任教，刘半农讲习新文学，刘天华讲习国乐。

在焦溪西校教书的那段时间，是刘半农人生最为低潮困苦时期。也就是在任教的3个月后，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发现，便破格聘用仅初中学历的刘半农来北大做预科国文教授。

1917年的7月，既是学校放暑假，又是一学年的结束，刘半农辞退了焦溪西校的教书工作，找到了蔡元培，从此改写了人生的命运。同样是在1917年冬，他试探着在文章中用“她”字，在北京的两家小报上发表，窥探当时人们的反映。1918年1月，刘半农又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了《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之一。1920年，刘半农赴欧洲深造，初入英国伦敦大学院，在语音实验室工作。

这么看来，刘半农命运的改变，就缘于一篇文章的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