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民主人士，早年加入同盟会、光复会，组织南社，参加辛亥革命，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先后参与国共合作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为民革创始人之一。彭泽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柳亚子与彭泽民有多次交集，在其撰写的《八年回忆》中有很多描述。从中可以深度了解柳亚子与彭泽民的交往，了解二人参与民主运动的史实。

“彭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抗战时期，柳亚子与彭泽民在香港再次相遇，柳亚子有如下的记载：

这时候……又看见了张仲仁、彭泽民两先生……彭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国民党第二届的中委，兼任海外部部长，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记得1926年5月我去广州出席二中全会，有人提出“整理党务案”，破坏孙总理三大政策，在会场中劫于恶势力，居然通过了。廖夫人起来反对，当然无效，她慷慨激昂地讲了许多话，连顿其足，我是义愤填膺，几乎刺激到失去知觉的程度，半个字也讲不出来，只有连连拍掌，赞成廖夫人的讲话，以出我心头之气。彭先生呢，他当场也气得手足发抖，不能发言，到散会以后，对着总理的遗像，伤心地大哭起来。这样一来，廖夫人顿足，柳亚子拍掌，彭泽民痛哭，传为二中全会的痛史，直到前天还有朋友在提起呢。后来南京清党，武汉拆台，彭先生好像也曾参加汕头的起义，失败后远走南洋，住了好几个年头，还到香港，以做医生自给。我见了他，当然是悲喜交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这段话内容比较多。首先，柳亚子与彭泽民初次有非常深刻记忆的见面应该就是1926年5月，因为笔者翻查相关史料，未找到这个时间点之前柳亚子与彭泽民有深刻交往的记载，或许二人见过，但肯定也只是见过而已。但是这次见面，因为两人志趣的一致，给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柳亚子对彭泽民192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的了解并不十分准确。所谓汕头的起义，说的是彭泽民参与了南昌起义，后彭泽民参与的这支部队一直退到潮汕地区，失败后彭实际上退到了香港。所谓“远走南洋，住了好几个年头”的说法不准确。实际上，这段时间，彭泽民主要参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宜，虽去过南洋，但是在香港和内地的时间也不少，更不是单纯以做医生自给。

具体事实为：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彭泽民被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在香港负责南方区干部会的会务工作。1933年福建事变时，彭赴闽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回香港。1935年1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此会决定将组织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彭则被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二人互动频繁的时期

香港时期，柳亚子与彭泽民之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二人围绕着皖南事变的一系列互动与交往。据柳亚子回忆：

我到香港，已是1940年的年底，隔了十多天，便是1941年了。此时正在新四军皖南事变的前夜，国内政治逆流，一天高涨一天，廖夫人发起，约了我和孙夫人，还有彭先生，开了一个四头会议，发表宣言，想制止事情的变化。谁知等到这宣言印好了，由国新社分发到各报馆的时候，皖南事变早已爆发，重庆方面驻沪办事的人想扣留这个宣言，不给我们发表……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和彭泽民，都是当时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的人物，这几位召开四头会议，目的自然是在抗战的大环境之下，阻止国共冲突的可能。同时，就皖南事变的发生，向蒋介石问责。但从具体的效果来看，这次四头会议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且所谓宣言最终并未发表，当然其复杂程度，也非本文所能描述。因此柳亚子此时的心态并不佳。

柳亚子说：“此时我痛苦极了，一方面和孙夫人、廖夫人、彭先生继续交换意见，写信给重庆的要人们，营救希夷，一方面只好作诗来发泄我的牢骚。这时候的诗，是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好了。”

因而，柳亚子也好，彭泽民也好，虽然都不断交换意见，但此时都没法直接影响到时局，柳亚子还一度消沉。这段时间也是柳亚子与彭泽民互动相当频繁的时期。

共同参与民革创建

此后，柳亚子与彭泽民共同参与了民革的创建，笔者曾著文《1948年元旦前后，柳亚子的政治抉择》（载《人民政协报》2018年12月27日），内中提及：

（1947年下半年）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等人一道，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内同志的要求，特发起本年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

从中也可知，彭泽民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元老，参与了民革的创建部分事宜。从中可以推断，这段时间柳亚子与彭泽民应该有不少互动。其中的史实，希望日后能看到有心的史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柳亚子纪念馆文史研究员，农工党苏州市委党史理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