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落实好这一重大改革任务，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国内需求，畅通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投资是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都具有关键作用。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发展的战略基点建立在内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将立足点放到为企业投资做好服务上，充分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

一是完善投资管理体制机制。目前，新质生产力是发展的重点，也是投资的热点。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有效发挥政府投资作用。政府投资在扩大内需中具有牵引意义。《决定》提出，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为提高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决定》提出，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并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内卷式”招商，明确要求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同时，提出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三是完善国有企业投资管理。《决定》提出，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决定》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推动国有企业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同时，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

四是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决定》提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五是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战略规划是引领投资的重要体系。《决定》提出，要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要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为加强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决定》提出，优化土地管理，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优化城市工商业土地利用，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

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扩大居民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最直接体现。要积极顺应和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出发，《决定》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要把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重点，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制度体系。《决定》提出，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此外，为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人才竞争力，要抓紧研究合理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适时降低最高累进税率等改革措施，

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后顾之忧，是居民增加消费的重要条件。《决定》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同时，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趋势发展，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建立在传统企业制度上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挑战，要抓紧研究适应新形势、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是减少限制性措施。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我国有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好的中等收入群体，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关键，是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自主消费需求，把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决定》明确提出，减少限制性措施。要坚持消费引领，坚决摒弃行政随意干预居民消费的惯性思维，调整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释放，尤其是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干预措施。比如，汽车消费是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方面，既是工具、也是文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快取消汽车限购、限行等行政法规，已经成为包括政府、行业、消费者在内的全社会共识。要全面放开新能源汽车限购，推动取消皮卡车进城限制等，可研究适时允许“1人多车”，更好满足人们出行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