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是涂秀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中国小说刊印研究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建阳为宋元明三代全国刻书中心，建阳刊刻小说在全国占比很大，对古代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所以建阳刊刻小说又是中国小说刊印研究的重中之重，对其版本和文本、评点和插图，以及书坊主、书坊文人、刻工等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已发表不少论文论著。学界的研究较多关注名著，对于建阳刊刻小说的整体面貌，尚缺乏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涂秀虹确定课题目标为理清建阳刊刻小说文献，系统研究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面貌和地域特征，探讨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此深入和拓展中国小说史研究。

就全书的具体论述而言，有三个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建阳刊刻小说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从文本现象学范畴，考察建阳刊刻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包括版本、版式、插图等，从而构建建阳书坊小说刊刻的历史面貌。从不同时代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教育水平、文化政策等角度考察小说编刊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小说稿源、刻工以及读者消费力的考察，结合县志府志、出版史文献等还原建阳刊刻小说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个社会运作过程。

二是建阳刊刻小说的文化学研究。主要以福建区域文化为历史参照，对讲史、公案、神魔三种小说作类型分析，探讨地域文化如何制约、影响并生成建阳刊刻小说的题材类型、思想主题、价值取向，探讨这种制约与生成对小说繁荣与发展的独特意义。建阳地区自宋代以来儒学文化积淀深厚，建阳刊刻小说以通俗演绎义理为旨归，风骨刚健。

三是对小说发展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书中所论小说题材和类型，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涂秀虹结合闽北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多有独特的补充和发现。比如，通过对建阳书坊刊刻《资治通鉴》类图书的考察，揭示“按鉴”演义的意义。通过建阳刊刻讲史类小说尚未发展成“英雄传奇”类型的考察，发现讲史小说类型分化的发展过程。建阳刊刻小说看似仅生产于一地，繁荣于一时，但通过探析建阳刊刻小说所发现的一系列内在问题，对于发现小说史发展深层动力、还原文学史文化场域等，显然有其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通过涂秀虹细致、系统的梳理，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与地域特征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打开我们探究古代小说发展与地域文化互动的另一扇窗：建阳刊刻小说兴于宋，盛于明，衰微于明末清初，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时代变迁，折射了不同时代的世风、文风和学术风气，与建阳及周边地区地理人文所形成的文化场域密切相关，也正因于此，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一脉相承。宋代建阳刊刻小说以重知识重学术的文人文言小说为主，元代趋向通俗，但大量讲史平话的刊刻则可见宋代文教传统之延续，只是教育文化更为普及和下移。明代为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繁荣的表现首先在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典范小说大量刊行，其次表现在典范作品影响下的类型小说大量产生。在现存明刊小说中建刻大约占三分之二。明代建刻小说在通俗性趣味性趋向的同时，仍然延续了宋元以来小说教化以普及教育的传统，刊刻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小说刊印的研究，很重要在于编刊活动及其意义的发掘，也就是考察小说编撰者和刊刻者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编刊活动。由于古代小说在知识体系和文学文体中的边缘地位，关于小说编刊者及其编刊活动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的一些文献记载，学界多已尽可能作了发掘和研究。在学界研究基础上，涂秀虹一方面是在福建历史文化、刊刻文献等方面下了苦功，宏观呈现小说编刊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很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是结合建阳刻书整体概况的梳理，对一些编刊者和编刊活动作微观考察，论从史出，见微知著，颇见功力。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时光流逝，历史面貌已然泯入尘烟，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拭去遮蔽的烟尘，照亮历史本真。涂秀虹在充分掌握刻书文献和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力求以文史互证的方式，“返回文学现场”，寻求照亮建阳刊刻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微光。这些努力非常可贵，对学界同行应有不少启发。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