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夏海先生新著《国学流变》上下两卷，犹如畅游于宽广无垠、波光粼粼的中华传统文化大海，何其快哉！作者从古代学术思想的长河中，探寻着国学发生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古代浩瀚的典籍文献中，揭示着国学流变的深层逻辑；从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中，挖掘着充溢时空穿透力的国学结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的天空群星闪耀，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先后登场，各种思想观点精彩纷呈，为传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先秦诸子之后，学术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先是汉朝经学，重视注释儒家经典，对先秦儒学进行了创新发展。次是魏晋玄学，崇尚老子、庄子，清谈玄理，“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再是隋唐佛学，吸取融合古印度传来的佛教。继之是宋朝理学，汲纳佛、道精义，注重阐述儒家经典的义理，对先秦儒学进行了又一次创新发展。随后是明朝心学，属于理学范畴，却不同于程朱理学。传统社会末期，则是发展出清朝朴学，致力复归于汉学注释经典的传统。

《国学流变》一书渐次铺展古代学术思想的历史长卷，作者举重若轻，先叙时代背景，再绘社会思潮，重抹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三者之间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就像广阔的森林草原和逶迤起伏的山岭，而思想家犹如层林尽染中的花朵，巍峨群山中的高峰，鲜明标注了不同时代的思想成就，尽情展示出传统文化波澜壮阔和绵延不绝的辉煌。

学术思想的核心是观念。无论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观念更是每位思想家的标识和内核。《国学流变》重点介绍了传统社会21位思想家，作者精心提炼了每位思想家的核心观念。

以先秦三位思想家为例，作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内核，实质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的观念集聚着宏大的正能量，包含着人间的优秀品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践行仁的观念是一项崇高的人生使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道是老子思想的内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对于社会政治而言，道的境界是无为而治，“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对于人生而言，道的追求是保持婴儿般纯真，“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第五十五章》）人的生理年龄是逐渐长大的，不可能停留在婴儿时期，而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一生都可以保持着婴儿般的纯真，“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法是韩非思想的内核，也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韩非子·心度》）法治包括赏与罚两项内容，“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韩非子·奸劫弑臣》）先哲们立足各自时代，既继承前贤又不断创新，进而升华自己的思想内核，打造自己的思想标识，用智慧之光照亮世道人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学术思想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会遇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国学流变》面向当代和未来，全面回顾佛教文明传入中国的过程，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总体而言，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开放包容，胸怀博大，认识理解和接纳融合佛教文化。许多思想家和高僧大德结合中国实际，对佛教教义进行辨析选择，开宗立派。外来文化不仅没有消解中国文化，反而被中国文化所融合。作者认为：“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生密码，只有开放包容，中华文明才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择细流，奔涌向前。”

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转型。一方面中华文明面临挑战，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难得机遇。作者乐观而自信地指出：“中华文明曾经从容应对了佛教文明的挑战，必将坚韧不拔地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只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坚持学习吸收消化融合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不停步，开放包容、创新发展，中华文明就一定能够走向世界，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