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遹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和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创始人之一，“镇江三老”“职教社四老”之一。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亲历了辛亥革命、创建民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事件。

从辛亥革命军师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商会主席到爱国民主人士，冷遹经历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民主建国和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深信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信念坚定执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从“革命救国”到“实业救国”

1906年，冷遹加入同盟会，1911年任同盟会广西支部代理支部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任广西省民军混成协帮统，出师北伐援鄂。

民国建立后，冷遹任陆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爆发，冷遹在徐州拥护和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兴师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任命冷遹为护法军政府总参议、内政部次长、代理内政部长。

1921年，冷遹忧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退出了波诡云谲的军政舞台，致力于实业和教育事业，创办江北盐垦公司、永安蚕种场、均益蚕种场、黄墟农场、三益蚕种场；曾任镇江商会主席、镇江水电公司、镇江中国国货公司、四益农场、中建农场、镇江县银行董事长等职；他兴学助教，创办或接办了镇江女子职业学校、京江中学、建东中学、镇江初级职业园艺科学校。

1929年，冷遹代表地方人士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农矿厅合作，创办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在村政、农业、教育、水利建设等方面有诸多建树。

20世纪30年代，镇江爱国民族工商业者看到众多洋货充斥镇江市场，严重影响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为提倡国货，繁荣省会市面，发展国内生产，挽救民族工商业，冷遹、严惠宇、杨公崖等联合上海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及各大国货工厂，于1934年筹创镇江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4月3日《申报》刊载：

镇江冷御秋等筹创国货公司——股额暂定三万元，每股二十元，以期一般热心爱国之志士踊跃参加，藉谋实际，推销国货，挽回漏厄。现股本业经聚有相当成数。筹备处设于王家巷八十一号，并由镇江中国银行开始代收股款。闻该公司之货品，均由上海及各省之国货工厂供给，精选优良新颖之货品，更采取薄利主义，藉谋减少舶来品输入。闻各界人士多热烈赞助，为我苏省会生色也。

1937年12月，镇江沦陷，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停办，创办的学校被迫停课，蚕桑业遭到严重破坏。冷遹闻悉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蚕丝业的情况时，愤慨地说：“国家社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坎坷艰辛地开创一点实业，虽然也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终究是徒劳的。”

从“拥护抗战”到“延安五日行”

全面抗战爆发后，冷遹任镇江县民众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协调接待过境抗战部队，协助构筑防御工事，维持治安秩序，接送和慰问伤病兵员，动员工商界购买报国公债，运送难民，开展抗战宣传，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日。

镇江沦陷前，冷遹主持物资沿江西迁，利用商会中的轮船公司，将蚕种近20万张、显微镜多架转运到重庆；协助镇江、高资、桥头等处蚕种场部分技术人员分批乘轮西撤。这批蚕桑技术人员及蚕种为发展四川蚕桑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遹、黄炎培、江恒源等在武汉成立“江苏省失业青年救济委员会”，进行救济工作；在武汉成立了十余个难民收容所，解决难民的吃住和医疗问题，帮助寻找失散亲人，半年时间即救济难民十万人以上。冷遹等人还设立了“江苏纺织工业委员会”，在湘南常德漆家河镇筹建了“难民纺织厂”，开展生产自救，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事业。

1938年，冷遹、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面陈发动民众的意见。此后，冷遹、黄炎培、江恒源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署访问了李宗仁。时值台儿庄战役前夕，他们三人与李宗仁长谈，并提交了一份动员民众抗日的意见书。

1939年1月，冷遹、张澜、黄炎培等人联合发表宣言，声讨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行。其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常有往来，共商时局，由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他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呼吁团结抗日。

1945年7月1日，冷遹与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人乘飞机到达延安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

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褚辅成等六参政员抵延》一文，女作家陈学昭、丁玲，新四军军长陈毅先后看望冷遹。下午，冷遹一行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晚上，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冷遹一行。宴会后，冷遹一行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延安人民教育会召开的欢迎会。

7月3日，冷遹参观延安光华农场。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招待所回访冷遹一行，并赠送延安毛毯一条。双方商定两点：“国民大会”停止召开；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7月4日，冷遹访问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俘虏学校，与陈毅、吴玉章会面。午后，黄炎培、冷遹再访毛泽东。晚间，八路军司令部设宴招待冷遹一行，朱德、周恩来出席观看评剧《三打祝家庄》。

7月5日，冷遹一行结束延安访问，飞返重庆。

7日，冷遹等6人面见蒋介石，讲述去延安商谈结果。14日，当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时，冷遹等3人发表《关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讨论的书面声明》，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冷遹等人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与冷遹握手时笑道：“我们又见面了，有人说我们不敢到重庆来，这不是来了吗！”8月30日，毛泽东借张治中家约谈，冷遹应邀出席。9月2日晚，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冷遹出席。

9月5日，冷遹等赴延安的6人，借中央研究院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席间，毛泽东向冷遹等6人敬酒道：“诸公团结为怀，甚为钦佩。我向大家敬酒一杯，表示谢意。”

从“民主建国”到“投身新中国建设”

抗战胜利后，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士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冷遹当选五位常务监事之一。《民主建国会章程》和《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确立了民建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体现了当时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期望。

然而，国民党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下关事件”，对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进行了抓捕和杀害，冷遹等民主人士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人民、反动独裁的真实面目，当国共之间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建国”之路是不现实更是行不通的。冷遹的挚友黄炎培在1947年感慨道：“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1946年，冷遹赴解放区高邮县访问，还利用江苏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身份，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支持和掩护镇江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斗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民主建国会于5月23日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这个决议标志着民建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了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1949年9月，冷遹以民主建国会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冷遹被安排在观礼台就座，临到大典即将开始，周恩来总理特派王艮仲邀请冷遹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1949年11月13日，冷遹在镇江报告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盛况，勉励镇江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共同建设新中国”。

1956年5月，冷遹抱病参加江苏省现代化流域性巨闸射阳闸竣工仪式。事后，他激动地说：“苏北导淮工地那个场面可伟大了，几万到几十万民工队伍，看着真叫人兴奋啦！苏北人民从此摆脱水患灾难了。上百年来多少有志于修治黄河与淮河水患灾害的，都没有彻底成功。从封建王朝到国民政府，不谈大修水利，连预防水患也办不好。但是他们年年都向人民摊捐派款，不少钱都被贪官饱了私囊。私人研究治理中国水患的也不乏其人，如南通的张謇和我们丹徒的刘鹗，都曾有志于此，结果也是无成。共产党的领导好，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现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本文作者：王荣，冷遹纪念馆文史研究室主任、冷遹研究会副秘书长；纪桂发，民建镇江市丹徒区基层委员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