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徐伯昕开始负责《生活》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条件极端艰苦，邹韬奋任主编，徐伯昕总揽了除会计外刊物的经营管理包括推广、发行、广告总务等余下的全部工作。

为节省经费，徐伯昕自行创作插图、广告画。他设计的广告式样新颖多变，“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各企业纷纷登门请他设计、制作，为刊物带来源源不断的广告客户。

邹韬奋对徐伯昕“拉”广告的才能非常佩服。每当出特刊，增加容量需要多一些广告补偿支出时，只要徐伯昕打几个电话或到工商企业转一转，必满载而归。徐伯昕凭着自己深厚的美术功底，能对各家厂商的广告文字和式样给予很好的建议或代为设计画样，使广告做得美观又经济。如梁新记牙刷广告，他以“一毛不拔”的成语来形容它的质量优良，受到工商界赞誉。

徐伯昕做广告，有一套操作性、技巧性的“法则”可循。他会把大小不等的广告加以编排，紧凑、整齐、协调，使之不影响文章版面。有不少厂商把登在《生活》周刊上的广告式样送到别的报刊上刊出，省却了一笔设计费。

邹韬奋后来回忆说，徐伯昕“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

到1931年，《生活》周刊从最初八九百份的印数发展到超过15万份，创下民国时期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也创下直至被封停刊，8年从不脱期的出版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