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茜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去年八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什么是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形成和构建一个权威阐释、表达、展示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收藏和展览体系，应当成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重大使命和首要任务。

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确立和启动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的课题，这项研究工作持续性开展至今，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最近两年间，我们集中力量用珍贵文物和民族学资料作为主要载体，以构筑“物”和“史”互证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科学表述体系为核心，去着力研究一个能够承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物谱系，同时也去完成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

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建构是在两条线上进行的。一条线是民族史学的研究；另一条线，就是考古学的阐释。两者交替互证，并且不断走向纵深的路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会发现：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阐释，主要还是依靠文本来完成的；从历史实物出发，去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源流的展示体系，并未出现过。所以，搭建一个“物”与“史”互证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述体系，这实际上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方式的一次突破。

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挑战之一，在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实物表征体系，应当在考古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双重视野下去构建。我们需要探寻、梳理、分析那些对于理解我国古代民族的起源、迁徙、分化、融汇、共生的历史进程具有潜在实证价值的实物；我们还需要借鉴民族学人类学针对夷、蛮、狄、戎等古代族系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物的观照；尤其是要注重在民族关系史的互动场景中，系统梳理出中央与边疆、华夏与夷狄、内陆与海外互动交融史的物化见证，最后完成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物的话语链条。只有这样，“物”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才具有真实的内在逻辑。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了一个文物谱系，过程非常地艰苦。

为什么要策划此次展览？

用100件文物来承载，既可以理解为一个微缩版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叙事框架。当然，在选择出100件文物后，如何去阐释这些文物，这其实是更困难的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个展览里的每一件文物，都要发掘出三层意义来。第一层意义，是这件文物本身，我们首先要展示这件文物本身的来龙去脉；第二层，是这件文物在它的时代所牵涉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第三层，揭示出它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这个大故事中的象征意义、话语链条和内涵价值。比如，展览中的一件重要文物，河姆渡骨耜。我们首先要向观众说明，骨耜是一种农具，用来翻土；然后，它在那个时代背景中的意义——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文物，而河姆渡文化以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为其重要文化特征；第三层意义，它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当中，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先民是世界稻作文化的发明者”的意义。只有抵达了这一层意义，我们的文物阐释，才算是完成了展览的需求。

总之，我们要让这些文物阐释延伸出来的信息总和，加起来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把100件文物，当作100个密码，去探索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乃至独一无二的现象——这就是，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历经一代代的王朝更迭，却从未割断文化传统，一次又一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的统一和更加紧密的融合，从而保证了中华文明亘古坚固；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展览，去让人理解一个世界文明史上别无先例的奇迹——这就是为什么“大一统”的价值观能够深深植根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使得中华民族凝聚不散，走向今天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文物表述，应当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一方面，构筑一部实物实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这对塑造和培育56个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历史的想象，而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这对于面向世界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身份，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作者系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