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冬梅

茗铺、茶肆，唐代中期即已出现，但并不甚普及。宋代的茶肆则遍布城市乡村，茶肆的经营与活动也涉及了社会生活很多方面。

茶肆、茶坊、茶楼、茶店是宋代诸大城市乃至县乡市镇中极为常见、为数较多的专门店。两宋的都城汴京和临安都分布有多家茶坊、茶肆。

如汴京茶坊，多集中于御街过州桥、朱雀门外街巷、潘楼东街巷、相国寺东门街巷等处，主要有李四分茶坊、薛家分茶坊、从行裹角茶坊、山子茶坊、丁家素茶坊等。《清明上河图》中有众多的无字号店铺,“沿河区的店铺以饭铺茶店为最多，店内及店门前，都摆设有许多桌凳，不管客人多少，看上去都很干净。桌子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凳子则均为长条形，而且凳子面较宽，一般都排放整齐。”

临安则“处处各有茶坊”,如八仙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王妈妈家茶肆、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潘节干茶坊、俞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等。

在京城之外，其他城市乡镇和草市中亦多有茶坊、茶肆。由于其遍及城乡且分布广泛，以至有以茶坊、茶肆为县界起止标志者。如杭州清波门附近有“茶坊岭”，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除了上文刚提及的单纯卖茶饮料的坊肆楼店之外，还有各种“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由此出现了与多种社会角色、行业相关的专门茶楼，使茶与宋代市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后蜀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收缴，“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挂在茶肆中就能让大众观看，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

茶坊里的服务人员称作茶博士。宋代临安茶肆还有一些自己行业性的术语，当时称茶博士市语。如每日所收茶钱，不直接说得了多少钱，而是说到了什么地方，也就是以临安至某地的道路远近来隐喻钱数。比如说“今日到余杭县”，就是一日赚得四十五钱，因余杭至杭州是四十五里，若说“走到平江府”，就赚足了三百六十钱，等等。

茶肆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度甚大，故而茶肆中往往展示了社会的众生相。宋明话本中很多宋代故事都提到人们怎样从茶肆中探知当地的事情、人物的情况，不少故事甚至直接从茶肆中开始发生。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说的就是赵旭在茶肆遇到微服私行的宋仁宗，因应对称意而得美官；《鬼董》讲秀才樊生央王老娘做媒人为他介绍娶亲对象，王老娘就到她时常出入的茶肆为他寻找等。

由于茶肆、茶坊中往来人众巨大，流动性强，也使得它成为消息传播的重要场所。如《水浒传》第三回何进在茶坊里向茶博士打听经略府，第十八回何涛问茶博士值班押司，而官府要缉拿晁盖等人的信息也是在茶坊里走漏等。足以看出，茶肆传播信息的职能满足了信息交流不方便的古代社会消息传播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茶文化专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