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长云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迄今已经历了五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为更深入地研究这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我们可以将它区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前二千年左右，可称作中国早期文明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与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相当。当年司马迁所作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就是从这个时期写起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于我国历史与文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时期，因为它正处在我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则这个正在形成的国家所产生的路径及其性质，也将决定我国早期文明的特质及其基本的社会形态。那么，这个时期的文明到底具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

首先，是这个时期各地方文化所呈现出的多元一体格局。我国自一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发展，到距今五千年前后，在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逐渐形成可以按地区划分的几个不同区系文化类型。它们是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山文化、山东沿海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和小珠山文化、西南地区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这些文化尽管各有其渊源，且是日后各地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但它们之间却又有着广泛的联系,并由于相互影响，以至各地方文化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所谓“多元一体”。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无疑是以后夏商周三代广域国家构建的基础。其中,中原文化因其区位优势较其他文化具有对四周的吸引力，因而又有学者形容当时的文化是一个“多重花瓣”的格局，中原是整朵花瓣的花心。从以后三代王朝均定都在中原这一点看，这种说法应当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其次，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产生。这个早期国家不是别的，就是我国第一个广域国家夏王朝。它产生在我国早期文明阶段的后期，地点在黄河的中下游，也就是古代的河济之间。这一点当年的王国维说得很明白，文献也记载了大禹治水成功而建立起夏朝。只是大禹治水不是治理黄河，他通过开挖沟洫来疏浚古河济一带因地势低洼造成的水涝灾害。于是，他获得那一带民众的拥戴，从而将居住在此地的众多邦方（也就是所谓“诸侯”）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上述历史，均可以与相关考古发掘及具体地理环境相印证。

其三，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其与西方发展道路相比较，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这里的“西方”，主要就是指古希腊罗马。这个时期较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早约数百年光景，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其时迈锡尼各城邦都已进入奴隶制时期，使用奴隶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宫廷非生产性劳动。奴隶的来源则主要依靠战争掠夺。有所谓“英雄”，即指对外战争中那些尚勇斗狠的军事首领。而我国的早期文明，相关文献中没有那时使用奴隶的记载，战争亦非为掠夺奴隶而发动，农业劳动更是由普通庶人承担。文献载舜就曾是一位在历山耕作的农人，当时社会起组织作用的仍是像尧、舜、禹这样一些部族领袖。

最后，是那时一些比较耀眼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文献屡称黄帝时期的制作，实际是把整个五帝时期的发明创造皆归于黄帝一人的名下。如称黄帝见百物始穿井，黄帝乐名《咸池》，黄帝造火食，黄帝作旃冕。还有黄帝手下一些所谓大臣的发明创造，如说黄帝使羲和作占日，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包括黄帝夫人嫘祖发明了养蚕，等等。这些制作如果视作整个五帝时期，包括夏朝的发明和创造，多数还是符合实际的，如穿井、缫丝养蚕、作书即发明文字、创制音乐、制作历法等，都基本可以与那个时代挂上钩来。当然，它们的重要性更是无法否认的，尤其发明文字，可以作为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北师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