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别人需要一种对人类复杂性的意识。我们能够从传记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吸取这种意识：人们不应把一个人化归他自身的最小部分，或他既往的最坏的片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仓促地把犯下一个罪行的人封闭在罪犯的概念中，同时把他的生活和人格的所有其他方面还原为这唯一的特点，而我们将在莎士比亚的强盗般的国王和黑道电影的国王般的强盗身上发现他们的许多方面。我们能够在像让·瓦尔让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人物身上看到一个罪人怎样能够转变和赎罪。我们最后能够从中学到生活中的最重大的教训，对于所有被侮辱的人的痛苦的怜悯和真正的理解。

——（法）埃德加·莫兰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其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性格特征，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理解的。莫兰认为，要想真正理解别人，首先就要有一种对于人类复杂性的认识，不能够有刻板印象，不能够有光环效应，不能够以偏概全，不能够贴标签、概念化。不能够“把一个人化归他自身的最小部分”，也不能够用一个人“既往的最坏的片段”来评价他。不能够认为一个罪犯就是罪大恶极，他所有的生活和人格表现都是十恶不赦。而是要看到人的复杂性、可变性和整体性。他建议，要做到这一点，不妨从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去学习领悟。因为，文学作品最能够把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把人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展示出来。

他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法国作家雨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让·瓦尔让（中文一般翻译为冉·阿让），一个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冉·阿让从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失业，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苦役。出狱后被米里哀主教感化而成为一个善人，隐瞒身份并当上了市长。后因救助别人被暴露逃犯身份，重新遭到通缉，颠沛流离。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仍然满怀仁爱之心，在孤独中度过余生。《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来是一位善良悲悯的大学生，曾经主动帮助路边醉酒的女孩，对家人也有着深沉的爱。但是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他，最后还是用斧头砍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可怜的妹妹莉扎薇塔。这两个人的沦落犯罪与转变救赎，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让我们知道不能够简单给人贴标签戴帽子。在主观上建立对他人的开放性，也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同情心和怜悯心，对于所有被侮辱的人的痛苦才能够有“怜悯和真正的理解”。莫兰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形体上或精神上的悲惨现象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在阅读小说或看看影片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同情和怜悯。”所以，阅读文学作品、观看优秀影片，本身也是理解人性的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力量，重视阅读的力量。

相互理解已变成对于人类的关键性问题。以此理由，它应该成为未来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想到，从电话到互联网，没有一种通讯技术本身可以带来理解。理解是不能被数字化的。教育理解数学和某一门学科是一回事，教育人类的相互理解是另一回事。人们在此重新找到了教育特有的精神使命，教授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人类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相依共存的条件和保障。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明确指出：一方面现在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联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性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彼此的理解也越来越困难，“互不理解还是普遍的”。他认为，人类的相互理解有两个焦点问题，一个是“全球性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交往交流日趋频繁，互相理解非常重要；一个是“亲近的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人的理解与距离没有必然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同样会产生“误会、嫉妒、进攻性”等。问题在于，这两个焦点问题，在传统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一方面，“理解是不能被数字化的”，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和通讯联系的便捷并不能增加理解，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随处可见，一家人各玩各的手机、没有交流的情况非常普遍；另一方面，教授相互理解与教授数理化等学科知识不是一回事。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主要关心这些外显的知识，考试需要的知识，而对于影响人们幸福感和人类和平发展的理解问题，却漠不关心。所以，莫兰呼吁，要把教授相互理解作为教育的“特有的精神使命”，作为“人类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相依共存的条件和保障”。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交往，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内容。

存在着两种理解：一种是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另一种是人类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理解意味着在理智上抓住整体，一起把握（文本及其背景、部分与整体、多样因素和一个总体）。理智的理解经由解读和说明来实现……人类间的理解超越了说明。说明对于非人的和物质的事物的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是足够的，但是对于人类间的理解是不够的。后者包含主体对主体的认识。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认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人与物的关系，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莫兰称之为理智的或客观的理解，其关键在于把握认识的规律，能够处理好事物与背景、部分与整体、多样化与统一性等关系。这是一个可以厘清和言说的对象。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莫兰说，“联系没有带来理解”。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与理解没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理解有关，它是理解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体对于主体的认识，它需要情感的共鸣、需要同理心、需要心理换位。莫兰举例说，如果看到一个孩子在哭，要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哭，不是通过测定他的眼泪水中含盐的浓度，而是通过“把他同化于我和把我同化于他，在我身上重新发现我孩提时的悲伤”。他认为，他人不仅仅是客观地被认识的，而是作为“另一个我们可以加以同化和我们可以被同化于他的主体来认识的”。他说，这个过程就是拉丁文ego alter（另一个自我）到 alter ego（自我的另一个）。所以，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远远比认识客观世界更加复杂，需要“开放、同情和宽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教育学家把同理心、批判性思维等作为现代人的新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