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是舒晋瑜以非典型的女性写作-合作方式（持续20多年的访谈）进行女性情谊、女性作家的文学生命乃至与女性有关的文学史范式的探索。阅读此书，会清晰地识别出这本书面对作为当代事件的“女性”时，所展开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阐释思路。

舒晋瑜以自身的阅读经验，与不同的“有关女性的写作”及“有关女性写作中的阅读经验”产生对话。舒晋瑜希望通过提问，积极建构出某种规范的作家个人史叙事：从童年开始追溯一位作家的创作生成；考察其阅读史对创作的影响；通过处女作、成名作、被忽略的作品、新作，建构其创作谱系——作为专业读者的舒晋瑜会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与作家讨论；询问作家现在的生活和创作状态。这几个重要的提问向度使读者能更为便捷地把握作家的写作和内心生活。而作家的写作和内心生活，也在这样叙事中，有意无意地建构为了一种互证关系——写作和内心生活是互为滋养与救赎的。进而，从舒晋瑜建构的叙事推导，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价值表述：女性作家在面对“个人-生活-社会”时，写作既是她们生命状态的延续，也是她们得以本真视人的重要载体。在女性内心与生命中继续写下去，女性文化就会不断富足其情感与精神内蕴。写作，在不可被本质化的“女性”表述中，提供了女性文化得以展开的颇具本质性意味的支点。

在诉诸访谈所建构的叙事中，舒晋瑜同样格外关注写作与女性既定庸常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譬如访谈叶文玲、乔叶、鲁敏等时，舒晋瑜就会有意无意地溯回她们与作家身份不同的生活前状态，将此状态视为没能充分展开自我的女性原初状态。一方面，作家们对这种前状态的怀疑、不满足，构成了她们走上写作之路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又因不满足、忆苦思甜的追忆搅动，对前状态的不断回返，亦成为她们进入写作的重要滋养。如果说前状态是“女性”不自主的既定之路，那么既定之路一方面必须要摆脱，一方面也只有不断艰难地回返既定之路并做出追忆、反思，才能使“女性”的创造与超越拥有其根柢，而不至于浮泛。

访谈的妙处在于合作，访问者和被访者的交流在完成那一刻前都是未知的。访谈是两种思维碰撞出火花时合作与瞬间的艺术。所以，即使舒晋瑜下狠功夫，试图建构作家个人史，也得通过作家的参与、补充、打搅。舒晋瑜需在作家们的回应之后，一次次重塑、改造自己的期待视野，以期达成有效的视域融合。很多情况下，舒晋瑜提出的问题，不免隐含着某种回答期待。拥有别一种生命状态的作家不一定总是顺其意，而是用独属于自己的新视角给予舒晋瑜阅读期待以校正。譬如舒晋瑜在询问迟子建写作中女性人物特殊质地的成因时，迟子建回答“小说如同一场戏，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在‘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跟让我登珠峰一样难”，打破了舒晋瑜的提问，并改写了写作中“女性”的分量。恰恰是迟子建如是姿态，迫使我们审视“女性”旗帜高高飘扬时，所可能遮蔽的某些更重要的写作、现实问题；进一步思考“女性”生成方式的多样可能——“女性”并非一定要出自一种强女性意识。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的布置深具匠心，本书涵括了从“20后”到“70后”30位女性作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发生史。通过加入舒晋瑜自己撰写的“采访手记”和加粗按语，访谈录不仅具有了“文”的女性情谊、抒情印象的审美愉悦，也具备“史”的整一、严谨。当访谈中女性情谊、女性视角的补充与校正等新质进入文学史在场化的运作过程——文学史得以从知识、判断中解放出来，慢步走向互相陪伴之旅。